【人物介绍】

任扶善 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期从事劳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56年起，先后在我校前身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北京劳动学院、北京经济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退休后被返聘担任三届研究生指导教师。现年已百岁，仍在关心劳动经济学科的发展。

2015年5月新闻中心采访任扶善

劳动经济学科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部长李立三为了培养劳动专业人才，建议在北京三所大学的社会学系分设劳动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三校劳动组合并为劳动与专修科，先设在中央财经学院，次年调整到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劳动部长马文瑞在得知人民大学决定停办劳动专修科之后，便向党中央请求自办一所劳动干部学校，轮训各级在职人员，这一请求得到批准，并开始筹建。劳动干校的校舍是与正在建设中的劳动部直属实验技工学校合用的，校址在北京朝阳门外红庙，校舍于1955年底基本建造完成。

劳动干校的教职工主要是由人大劳动专修科调来的教职工和从劳动部开办的劳动保护训练班调来的教学行政人员组成。学校设劳动工资、劳动保护和锅炉检验三个班，每班学员约100人，是从全国劳动部门和产业部门抽调的在职干部。经过各方努力，1956年2月，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宣布正式成立，开学上课。劳动工资班设立的课程除根据劳动部门的业务需要外，还参考了苏联劳动经济专业的教学计划，课程基本上具备了劳动经济学科的雏形。尽管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非常紧迫，但是通过教师们的不懈努力和互相合作，再加上学员们高涨的学习热情，都能顺利完成。

1957年1月，正当第一期学员已经考完结业，即将离校的时候，从劳动部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二天下午毛主席要接见全体学员和教职工。这个消息震动了全校，经过一天半的紧张准备，全校几百人乘坐大轿车前往中南海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这次接见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表现了中央对劳动干校的重视和爱护。这次接见虽然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学员和教职工们激动的神情，仍历历在目，让我终生难忘。

劳动经济系的诞生

1958年春，劳动干校第二届学员进校不久，全国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根据劳动部指示，学员不再在校内上课，而是分组下基层考察数周，回校总结后即提前结业。这时，学校已处于没有教学任务的半停顿状态。不久，刘少奇同志亲自到劳动部和马瑞文部长商谈城市人民公社化的问题，要求劳动部试办一个“工农商学 兵五位一体”的城市人民公社。马部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劳动干校具体承担。但经过多方沟通，因为未能取得农、商单位的合作，无法实现这个设想。在此情况下，我提出了成立劳动学院的建议：将劳动干校的劳动工资班和劳动保护班改为劳动学院的劳动经济系和劳动保护系，招收本科生；将实验技工学校改为学院的中学部；将实习工厂改为学院的校办工厂；全校学生都实行“半工半读”，四天上课，两天劳动。这个提议也符合刘少奇同志当时提倡的“两种教育制度”，所以得到了认可并采纳。就这样，1958年10月，我国第一个劳动学院——北京劳动学院正式成立了。可见，北京劳动学院的成立并非由劳动干校自身直接提出的，而是因中央领导同志的设想未能实现才转而改建学院的。

我的这个提议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在作报告时就提到过苏联有5所劳动学院（全名是“高级工人运动学校”），培养劳动和工会工作的专门人才。我认为新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高等院校，所以曾和几位教师一同呼吁建立，但并未成功。这次借机提出，使这个设想顺利实现，我感到非常庆幸和光荣。劳动学院成立后， 我被指定筹建劳动经济系。从此，我国有了历史上第一个劳动经济系，并且在之后的10多年中，它都是我国唯一的劳动经济系。在上个世纪60年代，它是我国劳动经济专门人才唯一的培养基地。

面貌一新的北京经济学院

北京劳动学院成立之后，在大家积极努力下，很快就完成了开学的准备工作。劳动经济系和劳动保护系先后在全国招收了两个年级的本科生，按照半工半读的教学计划，开始上课和劳动。但1960年后，国家就进入了“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此时教育部决定减少高校招生名额，北京劳动学院停止招生，在校两个年级学生毕业之后即行停办。但不久出现了一个机遇，改变了学校的命运。刘少奇同志指示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后改物资 部）要办一所高等学校，培养有专门知识的“识货工程师”。根据这一指示，1963年春，物资总局通过教育部介绍来到学院商谈合作事宜。学院指定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为代表与来人商谈。经过双方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一致，劳动部同意北京劳动学院今后由物资总局接办，增设物资管理系，下设机电和材料两个专业。但继续保留劳动经济和劳动保护两个系。我提出这两个系在业务上仍受劳动部的领导，因为这样才能使两系的教学、科研和毕业生的分配继续得到劳动部的支持。协议达成之后，还遇到了一个校名的难题，学校仍叫北京劳动学院当然不行，改为北京物资学院也不合适，北京物资与劳动学院又太啰嗦，再三斟酌后，我借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先例，提议校名改为“北京经济学院”来解决这个难题，建议提出后很快被双方领导接受。从此，北京劳动学院一变而成为北京经济学院了。

2014年春节期间编写《九旬文集》

在北京经济学院成立后的三年中，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办学经费的增加，学院各项工作也取得了较快发展。但随后“文革”爆发。1969年，物资部决定停办北京经济学院，学院全体人员除工厂职工外，一律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从事劳动锻炼。接下来，学院经历了艰难的复校过程，直到1974年4月国务院才批准决定将原北京经济学院与原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经济专业以及原中国人民大学的四个财经系加以合并，组成新的北京经济学院。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教育战线出现复兴迹象。1978年，人大复校，新经济学院中的人大四系被召回，恢复了劳动经济系和劳动保护系，调整了一些学科设置，学院各方面工作开始恢复并取得较好发展。（校报记者张佳宁据任扶善口述和《九旬文集》整理，李伟摄影）

【采访手记】

选择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红庙校区接受采访，对于刚刚过完百岁生辰的任扶善教授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一直在这里从事着劳动学科的教学、科研和系的行政工作。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险夷，履之者知。”对于劳动学科建设和学校历史发展的曲折经历，任扶善感触很深，所以，他特别希望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历史故事告知后 人。采访中，他的语速缓慢而有力，将每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徐徐道来。值得一提的是，任老记忆力惊人，五六十年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人物姓名、职位等信息，无一不详尽、完整。

他在采访中谈及一些成就时，屡屡强调自己的成绩是初步的、有限的。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而高尚的品德，值得敬仰。他认为，劳动经济学科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接替他的各位系主任和副主任，因为他们思想开阔、敢于创新，增加了新的教学方式，开辟了新的科研领域。他强调，“尤其是1995年北京经济学院与北京财贸学院合并，成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之后，在杨河清教授的努力下，于2000年成立了劳动经济学院，扩大了规模，增加了系科，提高了教学和科研水平，推动了国际学术交流，使该院的劳动经济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劳动经济学院已居全国同类院系的领先地位。”

在谈到首经贸60周年校庆问题的时候，他表示如果自己身体条件允许一定会参加，也会争取把自己近期写的一些文章整理并发表出来，为校庆献礼。最后，他衷心祝愿全院师生继续共同努力，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