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1月，傅筑夫正式开始了他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生涯。他先后担任过河北大学、安徽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重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前身）的教授。在长达55年的教学活动中，他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多病，毅然承担了国家的科研项目——七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庞大写作工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填补了空白。

与大师结缘

傅筑夫，河北省永年县人。1902年诞生在一个读书世家。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国文系，攻读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同时还选读了古典文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名著等课程。此时，他结识了鲁迅先生，受到宝贵教益。

20世纪20年代，傅筑夫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攻读经济学理论。书店里买不到马克思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籍，为了读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他学了日文，并从日本丸善株式会社邮购了一套三卷本的《资本论》英文版本。

在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傅筑夫开始着手搜集有关资料，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试图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分析和揭示中国问题的本质。1926年大学毕业以后，他用了两年多时间，写出了30余万字的《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与实际》，1931年4月由天津百城书局出版。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引用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由于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出版后即被列为禁书。《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与实际》的出版，标志着傅筑夫思想认识的转折和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研究思想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懂得了透过事物的表面看本质，通过现象体察规律。

1929年，傅筑夫应聘为河北大学教授，讲授《经济学概论》和《农业经济学》。1930年至1932年，他先后担任安徽大学、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1936年，傅筑夫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在罗宾斯教授指导下研究经济史，特别是欧洲和英国的经济史。抗战结束后，傅筑夫又回到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重庆大学筹办法学院，他受聘为经济系主任。1947年初又应东北大学聘约，任法商学院院长兼教务长。1956年，傅筑夫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兼任该校16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生专业课教师，同时指导毕业论文。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规划会议确定编写《中国经济通史》，并列为重点项目。傅筑夫接受聘请承担了此项艰巨任务。同年，经赵化风书记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的帮助，傅筑夫调入北京经济学院，成立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室。

忠于科研

“我奇怪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位70多岁的老人坚信可以把这项成果交给人民而不是带给上帝。”傅筑夫的女儿傅贻清回忆道。1977年，一部七卷本的《中国经济通史》的规划终于确定下来。这一年，患有心脏病的傅筑夫已是75岁高龄，但他毅然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1978年，傅筑夫写完了上下两卷《中国经济史论丛》后，1979年，开始了这规模宏大的七卷本。

1978年，傅筑夫来到北京经济学院，写作顺利地上了轨道。“在经院，医疗护理与生活照顾都很好，父亲再也不必为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而分心了。这样，父亲便以一日1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投入写作。这简直是一场战斗，劳累使得他心脏病频犯，时间紧迫又不能休息，常常是拔下氧气管，立即挥笔疾书。创作很辛苦，但对父亲来说创作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傅贻清说。

傅筑夫在北京经济学院期间的主要贡献是在短短5年中，写成并出版了共300万字的3部著作。这些贡献的影响震动了我国经济学界，反响强烈，好评极多。

“父亲82岁那年，由于长时间伏案写作，他的下肢肌肉僵化，走起路来像正在学步的孩子，只能靠按摩来勉强维持肌肉的活力。连穿衣服、钻被窝都不能很好的自理。记得有一次，我‘千呼万唤’地把父亲叫去吃饭时，才发现在他座位上有一把扫床笤帚，他就这样坐了一个上午毫无知觉。”说到这，傅贻清眼里饱含着泪光，“父亲每天日以继夜地伏案写作，经常忘记了休息，忘记了喝水。除了在发病期间中断外，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使他的双腿经常处在半麻木状态，行动更为不便。他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心脏不舒服时，他往口里喷些药，又继续写作。他经常教诲我们要‘忠于科学、忠于人民’，这也是他人生的信念和治学的座右铭。”

自1978年6月至1985年1月去世前的六年多时间里，傅筑夫夜以继日地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至第五卷，约250余万字。此后，又撰写了《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约50万字。为高等经济院校编写《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约17万字。编辑出《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南北朝编、先秦编，100余万字。同时，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20余万字的论文。久积的劳累，缠身的病魔，迫使他多次住院治疗。就在临终前被医护人员“监管”期间，仍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悄悄起来，继续写作，傅筑夫就这样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傅筑夫的观点在史学界是少数，五、六十年来，跋涉在浩如烟海的历料中去寻求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规律。在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结论面前，傅老从来不动摇自己的观点。“有时我们劝父亲是否在学术上‘谦虚’点，也有人劝他‘随大流’。”傅贻清说，“但父亲认为，科学的发展决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绝不能有违心之言。这大概就是他平时所称道的对科学的忠诚吧。”

严谨育人

一个人的治学态度和他的道德品质是密不可分的。傅老一生正直耿介，嫉恶如仇，从不用原则作交易，在教学育人上亦是如此。“先生做学问，从来都是老老实实，严谨认真。记得我们在写毕业论文前，曾向先生请教过论文题目的选定问题。我提出，听几个在别的学校和研究单位的同学说，他们的导师要他们写小题目，因为小题目可占有全部资料，好把握，在答辩时容易过关，对拿学位有保证。傅先生听了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应当达到一定的研究水平，应当在专业领域里填补空白，对国家和学术界有一定贡献，那种选小题目、死钻牛角尖的做法是投机取巧，不足取，他的研究生不允许这样做。他要求我们选有一定难度的、理论性较强的题目，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去寻求、去研究规律性的东西；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次做论文给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留以继续研究的余地。”学生毛挥回忆说，“在傅老的具体指导下，我们按他的原则选了题，做了论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傅先生当时是正确的，使我们提高了研究水平。”

傅老重视教学，对教学非常认真。学生也爱听他的课。在教学上，傅老强调四点：一是准确，讲清基本概念，认为这是阐述理论的第一个前提；二是深刻，理论性要强，不能把学生当书袋，只往里面填知识，要揭示规律，叫学生学会研究问题的方法，阐述问题要有条理；三是丰富，资料要充实；四是生动，要形象性强，语言幽默。“‘要使专业有比较坚实的基础，教学是最好的途径。’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自己写经济史之所以比较快，也是因为长年从事经济史教学的缘故，他写的东西，早在讲义里已基本形成。”傅贻清说。

“听傅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先生讲课最大的特点是内容紧密，言之有物，他绝不去重复那些面孔雷同的教科书内容，而总是用自己的新体系、新观点把史材内容贯穿起来，使听者耳目一新。所以，只要他讲课，不管是大课还是小课，总能吸引许多社科院和其他院校的年青人。”毛挥说，先生很讲究讲课艺术，他总是把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用生动流畅的语言传授给听众，并不时插入一些幽默的话语。讲课时注重逻辑性，以理服人，使人乐于接受，并给人以启迪。

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60年来，傅筑夫坚持对我国经济史进行研究探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土地制度、雇佣劳动、工商业、小农经济、货币制度、经济地理、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精湛剖析，丰富了经济史学，他的著作是我国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