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起步到桃李芬芳，首经贸栉风沐雨的岁月历程，凝聚着一代代首经贸人勇毅前行的奋进足音，更见证了“崇德尚能 经世济民”校训精神的代代延续。在首经贸即将迎来建校七十周年之际，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推出“首经贸记忆”专栏，从校史中的精神坐标与文化印记中，读懂首经贸，续写新精彩！

在首经贸校史中，有这样一些名师大家，他们为新中国相关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学校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孙敬之先生的故事。

【题记】孙敬之，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生于1909年，河北省深泽县人。自1941年起，他先后任教于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兰州大学。1979年，他调到北京经济学院负责筹建人口研究所工作，并担任所长。他是北京地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地理学会第一任理事长，后参加组建中国地理学会工作，任学会副理事长兼党组书记。此外，他还曾担任全国经济地理科学教育研究会第一届理事长，北京人口学会会长。1955年年底，在印度阿里迦召开的国际地理学会学术会议上，被推举为国际地理学会副主席。他一生的论著总计100多篇（部）。他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资助中国最有效的成果之一”。作为教育家，他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研究和教育人才。

投身救亡运动

孙敬之于1924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27年毕业。同年，他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两年后也就是192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主攻历史，以地理为辅科。

孙敬之先生

这种看似平静的读书生活如果能继续下去的话，他或许早早就成了一名学者。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救亡图存的浪潮此起彼伏，激荡着他那颗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心，小小的书斋又怎能锁住他那远大的志向！他在中学时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到大学后，又大量学习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真理的光辉不但使他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为他之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在大学期间，为了开发民智，他曾担任过贫民小学、北平平民小学的义务教师，将自己的所学回馈给社会，走出了与民众相结合的第一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泊镇师专、天津女中担任地理教师。1937年年初，他担任宣化中学教务主任，到任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从此揭开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日寇的铁蹄蹂躏着华北，蹂躏着江南，并大有蹂躏全国之势。北平学生悲愤地喊道：“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北平如此，宣化又怎能幸免？他不堪日寇的凌辱，为壮大抗日根据地的力量，身为宣化中学抗日联合会主席的他，带领部分同学绕道山西，来到冀中平原参加抗战。1937年至1939年，他先后担任深泽县东区自卫会主席，安平县抗日政府秘书，釜北抗日中学教员，《呼声报》《呼声报半月刊》主编。

1939年，党组织派他到抗日根据地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结业后于1941年至1948年留校任教。从此，他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华北联合大学是新中国大学的雏形，他也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在那里，他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为发展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1945年，经华北联合大学党委书记、著名文学家成仿吾的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经济地理的创始人

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改名为华北大学。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大学随之迁入北平，孙敬之任大学二部三分部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编写了100多万字的经济地理学讲义。这套讲义一经编成，就被教育部定为高等院校的参考教材，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在学术领域存在许多亟待填补的空白。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决定编纂一部大型志书——《中国地理志》，孙敬之任经济地理部分的主编。从1956年起，他组织一批中青年教师编写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区域经济地理著作——“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由于该书卷帙浩繁，直到1963年才告完成。这是一部学术力作，出版后不久即被译成多种文字，不但填补了经济地理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扩大了我国在该学科领域的国际影响。

1982年，孙敬之主编《中国经济地理概述》出版，该书于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二等奖。

随着学术研究的日趋活跃，成立学术组织的工作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孙敬之开始创建北京地理学会，经过精心筹划，多方联络，北京地理学会终于成立。由于孙敬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他成为北京地理学会的第一任理事长。随着各地区地理学会的相继成立，组建全国性地理学会的条件终于成熟。他参加了组建中国地理学会的工作，学会成立后，任学会副理事长兼党组书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孙敬之多次参加在苏联、印度、德国等地举办的地理学国际会议，代表中国地理学界发表重要论文，把中国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外国同行。1955年年初，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苏联地理学代表大会，并宣读了《中国地理学发展简史》的论文。1955年年底，他作为代表团主要成员，前往印度的阿里迦参加国际地理学会召开的国际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读了《食物来源与人口增长》的论文，受到大会的重视与好评。在那次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国际地理学会副主席。

1966年年初，孙敬之到兰州大学任地理系主任。当时，正值开发“三线”的热潮，他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协助有关部门制订了一项开发大西北的宏大计划。只可惜随后很快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不但该计划无法付诸实施，就连他自己也受到冲击，身心受到很大伤害。既然已经无法工作，他只好于1971年回石家庄养病。

振兴人口理论研究

20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针对中国人口出生率过高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人口理论——“新人口论”。该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提出人口增长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是，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的情况下，他的新人口论竟被说成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从此，人口学研究成了学术禁区。

人口学研究长期空缺的恶果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显现出来。人口的高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导致了无数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重新开始人口学研究，并以此为指导，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这时的孙敬之已是一个年近70的老人了，精力、体力都大不如前。即便如此，他仍然开始了自己的人口学研究。要知道，这是一个他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学习，重新探索，而且没有成功的把握。做出这样的抉择，对一个已经享有较高学术影响和地位的老人来说，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但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人口学研究。

在一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全国性的人口理论大讨论中，他积极撰写文章，深入阐述恩格斯关于“两个生产”的重要思想，力求正本清源，从一开始就把我国的人口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的基础上。

他在筹建北京经济学院人口所时就已经酝酿着要创立一个刊物，以适应当时人口政策、人口理论启蒙宣传的需要，同时也为日益扩大的国内人口研究队伍提供一个研究成果向外扩散、交流的平台。基于这种前瞻性的认识，在人口所获批成立后不久，他即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创办刊物的申请。1979年秋，申请获得批准，刊物名称定为《人口与经济》。该刊创刊不久，就被国内外确认为中国最具影响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自1981年起，《人口与经济》发行量持续猛增，最高时达到每期发行15000份以上。一些国家的人口机构和学者在他们有关中国人口的研究中，广泛采用《人口与经济》上的材料，并多次希望该刊能译成英文，在世界上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晚年的孙敬之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仍坚持完成了三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一项是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计划重点项目、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项目之一的“中国人口丛书”，全书共32分册，1982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二是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省区经济地理丛书”，全书共32分册，1982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三是主编“经济地理理论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中国人口丛书”是关于中国人口学方面的一部经典著作，被联合国有关人员称为“资助中国最有效的成果之一”。

孙敬之主编国家社科“六五”规划重点项目、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项目之一的《中国人口丛书》，全书32个分册，1982年开始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春蚕丝尽人口所

孙敬之于1979年调到北京经济学院负责筹建人口所的工作，并担任所长。关于他的到来，人口所第二任所长、著名人口问题学者冯立天教授这样评价道：“这是北京经济学院很有战略眼光的人事布局，使人口所一成立就处于高起点，为未来人口所的科研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983年后，孙敬之觉得健康状况在迅速恶化，最后竟一病不起，住进医院后病情也未见好转。时任工经系教师的冯立天去看望他时，他已在弥留之际。但他仍强忍病痛，对冯教授说，希望他能接替他主持人口所的工作。

孙老的建议使冯教授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他以前从未参加过人口所的任何工作，更何况自己正专注于《计划经济学》一书的写作。最后他还是遵照孙老的嘱托，在校领导的安排下，接替孙老主持人口所的工作。

“孙老当初为什么会推荐我？”对冯教授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我们一定知道，孙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关心着人口所的未来；我们一定还知道，孙老慧眼识英才，为人口所挑选了一位合格的接班人。在冯教授的带领下，不但人口所成绩斐然，他自己也成了一名著名的人口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