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历史隧道的深处，一代代首经贸人携手走过，经历了太多难忘的峥嵘岁月。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迎来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生活蒸蒸日上； 重新返回校园，看到新的曙光。那是难忘的1978，那里有鲜为人知的首经贸记忆。

全国恢复高考后，北京经济学院和北京财贸学院在共和国的旗帜下逐步成长。

1977年，北京经济学院开始面向北京市全面招生。1977年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原北京经济学院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1986年北京市把北京经济学院列为市属重点学校。

1978年，中共北京市委财贸部决定在北京财贸学校的基础上筹建北京财贸学院。当年12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恢复和增设普通高等学校169所。在这些恢复和增设的北京市高校中包括北京财贸学院。批准同意设财政、金融、商业经济三个专业，规模为2000人，面向北京市招生，隶属北京市领导，以北京市财贸学校为基础建校。

20世纪70年代末，同学们在教室学习

重返三尺讲台

在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事情会在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尽管光阴似箭，但那些记忆仍会超越时空，成为永恒。如今73岁的朱伟奇回想起自己在恢复高考后重返校园、走上讲台的第一堂课，那些点滴仍历历在目。

朱伟奇，1961年至196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1968年5月到北京经济学院任教，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经济系主任等职务。

1977年10月，34岁的朱伟奇正在上海陪妻子待产。2个月后的一封信让他做出了之后回到北京的决定。这封信来自当时在北京经济学院负责经济系教学的郑道翔。信中郑道翔写道，77级的学生于1978年开始上课，到时能否回来上课，为两个班的学生讲“政治经济学”。收到信的朱伟奇心里开始打鼓，他是当时分配到经济系最年轻的教师，而这又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踌躇之际，朱伟奇想到等了10年才能高考的学生会多么希望可以进入大学深造。他不愿辜负学子们对知识的渴求，于是决定鼓起勇气回信告诉领导可以回校为学生们上课。朱伟奇回忆道：“我回到北京，领导还亲自去火车站接我，对于当时我这么一个年轻教员真是很感动。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把课上好。”

通常经济学系新生的第一堂课就是“政治经济学”。那天，当朱伟奇迈进教室、走上讲台，班长戴中用洪亮的声音喊“起立”的那一刻，朱伟奇感受到了身为一名教师的神圣。

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有两个班，都由朱伟奇来上课。期末考试复习时，7742班的邹海岗就对朱伟奇说：“朱老师，《政治经济学概论》我已经看了不下20遍了。”由于学生们学习热情极高，对朱伟奇的触动也很大，他晚上常牺牲自己的时间在教室为学生辅导。3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段大学时光，他的学生福生霞、梁秀萍说：“朱伟奇老师口才极好，为我们讲授的‘政治经济学’重点突出、通俗易懂。”

当然，朱伟奇只是当年众多重回讲台的教师之一，但他们想要加倍努力教学的心是相同的。

师生情谊难忘怀

在那个年代，老师们的努力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赞扬，师生之间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梁秀萍就是其中一位感受到老师对同学满满关爱的学生。

梁秀萍，1977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毕业后任劳动经济系77211班班主任、系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办公室主任、系副主任。1993年9月至2008年9月任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在她看来，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值得回忆的事情有很多，但其中最难忘的还是师生情谊。

据她回忆，学校1974年恢复招生后，老师们陆续调回学校，重新走向教师岗位，他们对于失而复得的教学工作格外重视。同学们也尤其珍惜上学的机会，每天早起晚睡，坚持刻苦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因为同学们年龄差异较大，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理解能力有所不同，老师上课格外费力，但他们发扬“决不让一个同学掉队”的精神，尽其所能地教授学生。他们白天授课、晚上辅导，可谓是全天候为学生服务。

那时提倡开门办学，除在校内上课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企业和部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老师们会提前为学生联系单位，同时也要克服自己家中的困难，参加并指导学生们的校外实践活动。一年级下学期，梁秀萍和其他同学在密云县参加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军训，老师和同学们共同参加包括夜间紧急集合等各种严格紧张的军事科目训练。业余时间就和同学一起到水库捕鱼，一起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在梁秀萍看来，这种朝夕相处中建立起来的感情是最为深厚而长久的。

给女生上体育课的刘老师成了梁秀萍记忆中无法忘记的老师之一。刘老师家住西郊人民大学宿舍，每次上课都是早上坐班车来、晚上坐班车走，中午经常在她们的宿舍里和大家挤在一张床上，聊家常、谈学习、谈生活，亲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个初夏的星期天，她约了梁秀萍和几个同学到她家做客。大家一进屋，刘老师就高兴地从柜子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茶叶，每人沏上一杯，怕孩子们拘束，就说：“我这茶可是上等的好茶，你们可得喝呀，否则就浪费了。”梁秀萍说：“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清新的茶香味，至今仍然值得回味。”

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老师们如至亲、似挚友，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也教会了学生为人之道。 

“78学子”=“三最学生”

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张六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78级学生入学30周年会议上曾把1978级的学生称为“三最学生”。

在他看来，1978级同学是最刻苦学习、奋发有为的大学生；是最善于思考和创新的大学生；是最看重情义的大学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同学经过了艰苦生活的磨练，有的下乡插过队当过农民，有的在京西煤矿当过矿工，有的在部队当过兵，有的在商店当营业员，有的在银行做过柜员。78级同学最渴望的是“知识”，最珍惜的是“时间”，最崇尚的是“真理”，最看重的是“友情”。他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回想当时学生的求学状态，总感觉有学不完的知识，看不完的书，总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杨树相，是我校财政税务学院退休教师，于1978年考入北京财贸学院财政专业。当年，学校本科共设立4个班，其中商业经济专业2个班，财政、金融专业各1个班，共招收学生180人。

那时刚恢复高考，高等教育尚未普及，录取比例仅为15:1。杨树相所在的财政班，一共46名学生，最小的17岁，最大的31岁，年龄跨度较大。“没想到在煤矿工作13年的我，29岁了，还能再踏进大学校门，开始全日制脱产学习，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大家在学习上你追我赶，很是认真，去阅览室自习都要提前占好座位才行，”杨树相说道，“那时候，为了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投入到学习中，我们每天6点就会起床，坚持在学校旁的马路跑3公里。”

杨树相介绍说，在那时，学校课程安排得很紧张，基本上每天上下午都有课，大一到大三阶段每周都有20余节课。偶遇下午没课时，学校也会组织一些活动，例如讲座、体育比赛、外出参观、党团活动等。晚上，各班都自觉在教室上晚自习，有时还有老师为同学辅导答疑。

说到大学期间记忆深刻的事儿，杨树相说，“大学期间，我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1979年，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学生代表的表彰会。”

除了充实紧张的学习生活，令杨树相印象深刻的还有师生情、同学情。冬天天气寒冷，班主任宁瑞珠会给家里困难的同学发放棉服、棉被。平日对于教学工作她也认真负责，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意找她倾诉。直到今天，杨树相也总会回想起那段难忘的时光。

（本报记者黄小雨根据张六琥、朱伟奇、梁秀萍文章整理，补充采访杨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