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8日下午，春节刚过，师母打来电话，杨时旺老师走了。

虽然年前在病榻前，已昏迷多日的杨老师睁开眼看了我和同门高闻一眼时，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但听到老师过世的消息，还是无比悲痛、思绪万千。老师那最后一眼，成为我记忆中永远定格的画面。因痛风发作难以行走，不能去给老师送行，遗憾之中，只能写下此文，作为学生深深的怀念。

老师，是我心中最神圣、最敬畏，同时又是最亲切的称谓。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一生遇到过许多许多老师，我的成长离不开每一位老师的呵护。老师的关爱，始终是我成长的动力。众多老师中，杨时旺老师是带我时间最长、要求最严、影响最深、付出心血最大的老师。杨老师给我的关爱，既有引领、指导，也有批评、告诫，更有扶助和鞭策，情真意切、师恩难忘！

老师教我读书

我上大学前，市面上的书很少，我几乎是见书就买。杨老师发现后，告诫我读书不能兴趣过于广泛，要形成自己探索的领域。我才意识到，虽说开卷有益，但读书不能没有选择。在杨老师的引领下，我系统读了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杨老师的导读，既有写作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又有框架结构、难点释义，帮我们把握原著的“脉络图”；同时，从杨老师那里，我学会了如何把握读书要领，如何把一部厚厚的巨著“读薄”了。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杨老师带着我们对 《陈云文选》《孙冶方文集》 等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通读、精读，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学会了如何做文摘、记笔记、写心得。讨论是读书不可缺少的环节，杨老师主持的一次次热烈讨论、激烈争辩的场面历历在目。

老师带我教书

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杨老师手把手地带我熟悉教书的各个环节。虽然上学时已经系统听过课，杨老师还是让我一节不落地随他听课。课后，深入班级解惑答疑，当好助教。一次，杨老师叫我拟一份考题，当我拿出我拟的试卷时，不想杨老师也拿出他已经拟好的。一比较，他指出试卷考核知识点的分布和难易程度的把握，以及改进之处，令我十分感动。杨老师带着教研室全体老师听我演练，帮我记录和分析课堂时间的把控和板书的布局；当真的要站上讲台，是先讲好一章，再增加一章，逐步扩展到一门课，在这个过程中，杨老师帮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讲稿。第一次走上讲台试讲，我请杨老师坐在讲台旁边，杨老师欣然答应。我觉得杨老师是我的后盾而不是考官，心中非常踏实，也增强了自信。

老师领我做学问

非常幸运，我本科的学士论文，由杨老师指导。当时，消费问题还没有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我充满了好奇，也有不少自己的见解。杨老师在鼓励我独立探索的同时，也提醒我研究问题要聚焦，特别是对自己得意的观点，也要舍得割爱。至今清晰地记得，杨老师以一名罪犯的小偷行为做比喻，嘱咐我写文章要分清主次、抓住要害、突出关键、明确重点，把握好材料的取舍。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最后论文的选题定为 《家务劳动社会化初探》，尝试着“小题大做”，探索消费经济的规律。

本科一毕业，杨老师就把我的这篇论文推荐到北京大学的 《经济科学》 公开发表，使我得到了做学问的真经，树立了科研的信心。

老师推我进入学界

留校任教后，杨老师对我的学术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中断十年又失而复得，我对学术研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杨老师一方面告诫我做学问要“厚积薄发”，鼓励我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一方面又积极把我推向学界，推荐我参加了当时洪银兴、魏杰领衔的编书组，撰写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中青本）；后又接替杨老师参加了 《政治经济学》（北方本）的编写。杨老师在出任系主任后，又连续带我拜见了人大、北大、北师大等经济学界的学术泰斗，使我能直接聆听这些学术大家的教诲；杨老师还带我加入北京经济学总会、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使我尽快进入学术前沿。我永远感激杨老师的“伯乐”精神，推动我在学术上的不断成长。

老师引我服务社会

社会科学必须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是杨老师留给我永不褪色的信条。在经济学的教学中，社会实践始终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为了深刻理解教科书的原理，杨老师总是不辞劳苦地带我们深入社会生活和改革开放的一线；记得为完成国家社科的重点课题，杨老师多次带我们前往湖北沙市、辽宁大连等地，深入基层、深入实践，取得第一手资料；杨老师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总是积极调研、上交提案，我也就常常代表杨老师接待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听取答复；杨老师作为市委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经常参与市里制定决策的研讨，我也就跟随步入这支队伍，关注着北京的发展；杨老师还带领我们参与国家工资改革、住房改革的研究，教我们如何运用经济学知识服务社会。

老师留我效忠母校

杨老师对我的精心栽培和他对学校的热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学社会实践时，由于和市委研究室的合作，他们想留我在机关工作，研究室的领导李鸿滨对我说，去了你们学校两次都未能找到你的档案。后来才知道，是杨老师扣下了我的档案。从那儿以后，杨老师就不断向我灌输当教师的价值。有一段时间，学校对理论经济学是否发展不明确，我有了调走的想法，杨老师亲自帮我联系到北大从教，但后来学校明确要发展理论经济学，杨老师又一如既往地坚持让我效忠母校，甚至对我要读博的愿望产生误解，以为我还是想调离。杨老师对学校的热爱感动了我，在杨老师的感召下，我一直在母校努力工作至今。

杨时旺教授是那个时代为师的楷模，我师从杨老师，常感严格要求的“重锤”压力，但也体悟出杨老师对“响鼓”的期冀，收益无穷。在杨老师悉心的呵护下，我从一名大学生、研究生，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我深深地懂得，杨老师的心愿是让我专心治学，做一名学者。这是老一代学者把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有价值的价值取向。杨老师指导我树立起来的价值观，始终在坚守，不敢偏离本分。离职和退休之后，才真正理解和感悟到老师的良苦用心。我今后会把更多的心思用在治学上，以告慰杨老师在天之灵。

杨老师对我悉心培养的故事还有很多，只能择其二、三事表示我的追思和悼念，老师一路走好。

杨时旺 知名教授，1925年10月出生，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92年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在中央和地方杂志、报纸上发表60篇论文，并出版专著。

他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创造性的观点，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我国经济界的好评。1993年主编的 《工资理论与工资改革》 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

主要著作：《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1956年人大学报第100期发表摘要），《中国石油工业史》 旧中国石油工业一章石油部内部发行，1960年；《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世界经济》 1979年），《社会主义经济中应该有竞争吗》（北大 《经济科学》 1980年），《振兴经济要依靠科技》（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83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经济与管理研究》 1984年），《论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人大 《教学与研究》 1985年），《中国现阶段个体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1986年），《社会主义工资理论与实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关于深化工资改革的基本思路》（《管理世界》 1992年），《搞好大中型企业的基本思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工资理论与工资改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原载校报第485期，作者文魁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