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

【摘要】随着大陆和台湾交流日渐密切，追忆民国历史的书籍越来越成为畅销书榜的宠儿，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也跻身其中。翻开这部记录残酷战火中温暖恩情的书，我们便追随着齐先生的足迹，跳出了十几年来教科书式的民国记忆。本文以二十世纪的峥嵘岁月为背景，回顾了战火中沦陷的家园、离散的亲友、

珍贵的教育、患难的恩情、家国的忧患。透过齐家自东北流落台湾的遭遇，思考那一代人的颠沛流离，领会知识分子对家国兴旺的忧患意识和对亲友、家乡乃至整个国家的深厚的情感。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的，在历史的回顾中思考着“此时、此地、此身”。

一、一段历史，几代回忆——关于此书

谈及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这一个多世纪的岁月，印刻在人们记忆中的便是战火硝烟的城市和颠沛流离的人民。从各路军阀割据到抗日战争的结束，从国共两党对抗到国民党当局退守台湾。各种形式的影视作品从未放松过对这段往事的追溯；玲琅满目的图书杂志也从不同的切面剖析这段历史，连我们从小学开始乃至大学的正统教育中，对于战争的控诉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指责也从未停止。

二零零九年七月，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在台湾发行。且看封页——血淋淋的战火、浓重硝烟弥漫着的一座孤城。这是一部长达六百页的小说，以一个战争亲历者的视角，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回顾了从郭松龄倒戈到齐家退居台湾的历史。

时隔两载，二零一一年四月，三联书店在海峡彼岸的北京发行了此书的简体中文版。与台版相比，大陆版经过了“精心地”删减，只有四百页、二十五万字的内容得以与读者见面。封页的火红色更改为静谧的蓝色——跨越一个世纪、牵动着几代人的故事，从巨流河流出，在哑口海终结。翻开这部书，尽是包裹在冷酷的战争硝烟中的故事被亲情与友情渐渐温暖。

巨流河是清朝时称呼辽河的名字，这条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的大河，滋养了东北这片土地；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因汹涌的波涛冲击到此却涛声很小而得名。齐邦媛的家族就生活在被辽河滋养的辽宁省，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洗礼，从中国最北端的冰雪王国——东北流亡到祖国最南端的热带海岛——台湾，跨越时空的故事，且听先生娓娓道来。

二、从北国到江南的流离岁月

初识此书是在“豆瓣”上，那时这本书在网上人气正旺，又是三联出版，精美的装帧，精选的编辑，加上精彩的内容，自是笼络了一大批“三联迷”。一气呵成地读毕此书，仿佛也受到了战火的洗礼，从东北张作霖的军阀统治到抗日战争的妻离子散，从内战打响到移居台湾，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视角。

娓娓道来的战争往事要从郭松龄倒戈开始，这是一个未曾听过的故事。“自古以来，塞外传奇人物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射英雄，保住江山，进而生聚教育” ，郭松龄将军便是这样一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奉系军阀张学良的老师，“有学识，有见解，讲课时督促青年成为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 ，他力主新军理念，在当时成为地位显赫的新军领袖，深受那些从欧洲学成回国、满怀报国大志的青年人的崇拜。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便是这样一位接受过德国海德堡大学教育的有志青年。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已经厌倦了穷兵黩武政策的郭松龄通电张作霖，请求停战下野，将军政大权交由张学良，停止无休无止的内部战争，和平开发东北。在这次行动中，齐世英便是其中主力，负责争取国际支持。不幸的是，这次倒戈行动失败了，郭松龄被枪决，齐世英等几位逃跑的兄弟因日本使馆的帮助才得以逃生。时隔五载，1928 年张作霖将军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1931 年9 月18 日，日军占据沈阳，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1937 年7 月7 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8 月13 日，由上海租借出兵的日军发动了淞沪战争，不久南京成为孤城，更有了至今日本人仍然不敢承认的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自此的八年时间里，中国这个古老民族开始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奋力抗争。

听惯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批评，看惯了各种电视剧中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战争中的腐败无能和各种派系的明争暗斗，这本书中的抗战却是另外一个角度。作为一名国民党军人的女儿，战争是这个样子的——“在紧急警报一长两短的急切声后不久就听到飞机沉重地临近，接着是爆裂的炸弹与天际的火光……似乎看见石灰漫天撒下, 撒在紫金山上中山陵走不完的石阶上，撒在玄武湖水波之间，撒在东厂街公园，撒在傅后冈街家门口的串串槐花上，撒在鼓楼小学的跷跷板上。死亡已追踪到我的窗外”，九月的南京已是半座空城，邻居们都搬走了，但是身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第六部秘书的齐世英，却必须坚守在这里，“还必须独立设法把南京郊外中山中学师生送到汉口再送往西南”。战争对于任何一位中华儿女都是苦痛的经历，对于怀有一腔报国热血并且担任国民党要职的齐世英更是如此。

从南京逃亡汉口，齐世英保护了上千名中山中学的师生，12 月7 日，他与抗战最高统帅部最后撤离南京到达汉口，与家人团聚。齐邦媛说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环顾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齐世英的眼泪浸透了手帕，他说：“我们真是家破人亡了！” 这家破人亡了的岂止是齐家这一个小小的家庭，而是整个中华大家族啊！日本的铁蹄不断向内陆延伸，举国举家的迁移仍没有终止。从汉口到湘乡、从湘乡到桂林再从桂林到怀远，齐世英组织着学生们一次次逃往安全的地方，并且沿途协调安置。值得庆幸也颇让人惊讶的是，中山中学的课程并没有全部停滞，在纷飞的战火中正是这所学校唱红了《松花江上》。

1949 年，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这一年，齐邦媛的哥哥由政治大学毕业，大妹小学毕业，小妹在南开附小读三年级，她自己则继续着在武汉大学的学业。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马上给大家带来期待已久的和平，不久，国共内战打响了。写到1946 到1948 年弥漫在全国各大高校的学潮，写到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的遇害，写到“六一惨案”，写那一带青年学子热血澎湃的内心世界和政治诉求，齐先生的笔墨明显淡了许多，对于人情世故的陈述似乎更多一些，其中也自然有其缘由的。掠过这段内战岁月，便到了1947 年之后的“台湾岁月”了。

三、一辈子的“教育”情缘

通读《巨流河》这本书，战争是整本书的一条大脉络，若细细读来，还有一条脉络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教育。本书所记录的那些人，无不是饱学之士；本书所描述的那些故事，尽是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兴亡而殚精竭虑的故事。

1.“家学渊源”

说到在齐邦媛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其父亲便是要放在第一位的，用齐先生的话说，其父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 。齐世英先生十五岁在天津的新学书院受到了三年的英式教育，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成为“彬彬有礼的绅士”

打下了基础。十八岁，齐世英争取到公费赴日学习的机会，进入了“有精致艺术文化传统”的金泽第四高等学校学习理科，打下良好的日文、英文和德文基础，并且对于哲学也小有研究。二十二岁，齐世英追随堂兄到德国攻读哲学经济学系，在举世闻名的海德堡大学，他从师于历史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这些光鲜的早年求学经历为齐世英先生传奇的一生打下了优良的基础，正因为他受到过极其良好的教育，才在日后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并且终其一生一直从事着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抗日战争前，他潜心帮助那些流落南方的东北子弟，帮助党部招考东北学生；战争中他组织南京学生转移安置；他作为社长支持年青人创办《时与潮》杂志，介绍国际现状，让人民知道外面的世界；他在重庆恢复东北协会，组织东北地下抗日工作。可以说，齐世英先生将其一生奉献在教育文化事业上，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在幕后。其渊博的学识对于其子女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巨流河》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齐邦媛先生对于其父亲的钦佩和爱戴之情，那种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也流淌在几代人的心中。

2. 张伯苓先生与朱光潜先生

在齐先生的学生时期，有两所学校被先生赋予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这两所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都享誉盛名，它们培养了诸多的人才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日渐繁盛，它们也因为那些备受国人尊敬的校友而更加瞩目于世。

1938 年，齐邦媛进入了位于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奠定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提到南开，最先要说的便是校长张伯苓。张校长以其睿智意识到战争是必然之势，早在1936 年他便到四川寻觅合适的地点建立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建舍的学校随即落成，并且开始招生。在南开学习的六年中，齐邦媛是这样评价这位教育大师的——“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即使在战火之中，南开也秉持着国际化的办学思路，非常注重英文教学，在文史理化等各个学科都聘请最优秀的教师，甚至在体育方面，除了传统的体育项目，还开设了垒球、踢踏舞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在业余时间，学校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读书会、音乐会、话剧团等活动。由此可见，当今的国内大多数中学相较于南开中学的教学水平都是望尘莫及的。

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八年中，在张伯苓校长和诸多优秀教师的共同努力下，隐没于祖国西南的南开中学为数以万计的优秀青年提供了优质的教育，为祖国的艰难抗争和未来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著名剧作家曹禺等都出自该校。

六年的中学生活在齐邦媛先生笔下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活力，缤纷的生活终究逃不掉升学考试的压力——在大学联考中，齐先生只填写了三个志愿：西南联大哲学系、武大哲学系、西南联大外文系。这两所大学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大学，提及西南联大，当初的光辉即使到了今天如此繁荣的年代都不复存在了。因着凄惨的48 分数学成绩，齐先生只被第二志愿的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后因极好的外文和朱光潜先生的劝告转到外文系学习。在武大的学习中，

对齐先生影响最大的当属朱光潜先生。因为大一英文全校统考第一的成绩，时任教务长的朱光潜先生会见了这位大一学生，并且劝导她改学外文。

在外文系二年级时，朱光潜先生教授了“英诗”全年课程，他用帕尔格雷夫主编的《英诗金库》作为课本，用极文学而文艺的方式将这门课讲解得格外真切而奢侈。有一天，先生讲到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时，读至“If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时，竟悲从中来“取下眼镜，眼泪留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如此真切的表达，在那样一个艰苦的年代，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朱老师带着这一群大二的学生走近了华兹华斯、走近雪莱、走近济慈、走近莎翁，能在思想最活跃的年纪遇见这样一位敬业、爱人的老师，是多么奢华的事情，又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啊！

3. 台湾教学记

1947 年，齐邦媛来到了台湾，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这里，她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台大外文系助教，开始了她这一生与文教的结缘。在这座象牙塔内，齐先生记述了许许多多生活在她周围的朋友：那位一直给予她帮助与照顾的马叔叔，那位经济系学姐杨俊贤和她的一家，那位日后成为她丈夫的电讯专业罗裕昌……这许许多多的生活在齐邦媛身边的人，勾勒出了台大岁月中那些琐碎但却温馨的生活图景。1953 年，经南开同学介绍来到台中一中教授高中英文，比起台大的助教，先生更喜欢教师的工作，“我对教书极有兴趣，除了父母之外，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南开中学的老师” 。在台中一中教书满两年后，齐邦媛转任台湾省立农学院大一英文教师，开启了她的学术生涯。

4. 钱穆与“国立编译馆”

在教学岗位上成长了一段时光，这段经历使得先生积淀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勤勉的治学精神，为后来她所从事的文学编译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一个教书匠到“国立编译馆”做政府机构的公务员，齐邦媛先生感觉到的是“从一个安然自适的梦土遭到流放”，但是想到可以将台湾文学用英文介绍给西方世界，又是何等幸福而骄傲的事情啊!

在这段时光中，齐邦媛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英译工作，让更多的外国人得以接触我们的文学；她还参与了国文教科书的改革工作，以适应九年义务教育的需要。

在这段时光中，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值得一提——钱穆。齐邦媛当年在武大求学时，没能赶上钱穆先生讲学的盛况。

来到编译馆工作后，因为“武圣岳飞事件”，齐邦媛有机会联系钱穆，并且与钱先生成为忘年交。此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但是心智却越发澄澈。经历过一个世纪的风雨漂泊，许多事情早已尘埃落定，但是先生居处素书楼的阶前积满了红叶，看起来仍然如此的祥和绚烂，似乎在述说着一世的为学之道。谈及诗书文史、论及存世哲学，钱穆先生给齐邦媛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和感怀，齐先生说“自一九九零年八月三十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因着这些忘不了的人、忘不了的事，我们才一次次去回忆、去缅怀、去成长，齐邦媛如此，我们亦如此。

四、结语

合上这本书，头脑中浮现的尽是书中人物：“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所有的这些人和事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民族记忆，它是那个时代几代人的缩影。读此书，会为那战争中的英雄而心潮澎湃，为为国捐躯的战士而涕泪满面，为硝烟中牵挂家国安危的先生而动容不止，为和平后安然自适的学术生涯而羡慕不已。从东北到台湾，一个世纪的时光，跨越海峡的距离，述不尽的流亡、写不尽的思乡。这里有豪情万丈的家国大事，也有恬淡娴静的儿女情长，确是一本让人涕泪满面的好书。齐先生说，“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倒是让我想起俄罗斯作家利季娅• 丘可夫斯卡娅在其《捍卫记忆》中的一段话 :我经常想起赫尔岑的话：“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了，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 如其所言，《巨流河》带我回到了一段耳熟能详但是被许许多多不同的声音

口口相传的历史中，让我们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来看待一场战争、一个时代，体会那个阶段的温情和苦楚。历史不可复制，但是值得回味和思考。有空闲，泡上一壶清茶，花上一个下午，阅读一本充满温情的历史回忆——巨流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