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洪涝灾害的考验，党中央坚定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决心不动摇，全党全社会勠力同心真抓实干，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顽强奋斗攻坚克难，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保持攻坚态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近年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始终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学科、人才、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国家教育扶贫工作，积极承担新时期高校的使命和担当。不少首经贸教师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和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展开科学研究，以实际行动助力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首经贸新闻中心将在“脱贫攻坚，首经贸在行动”的系列报道中为大家介绍首经贸学者的智力脱贫硕果。

尹志超团队长期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入户调查中，团队发现中国家庭的收入、消费、财富等差距很大，中国社会的发展还非常不平衡不充分。但是也注意到，近几年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对农村贫困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团队以精准扶贫政策为背景，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支撑，通过政策研究、实地调研、文献梳理、数据整理、实证分析等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及作用渠道。在入户调查阶段，有大量本、硕、博学生参与到工作中，也让学生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加直观和感性的认识。

科研团队及负责人简介

目前，科研团队成员包括青年教师、博士生、硕士生等20人左右，在团队负责人尹志超老师的带领下聚焦家庭储蓄、家庭信贷、家庭支付、家庭保险、家庭贫困等问题研究。

团队负责人尹志超，2004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家庭金融、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社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社后期资助重大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出版7部著作，2部译作，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2019年入选首届青年北京学者，2020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尹志超带领的研究团队坚持长期开展家庭微观数据采集，并基于微观数据开展中国家庭金融问题研究。

记者：此项研究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和背景呢？

尹志超：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减贫奇迹，但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加大，扶贫进入深水区。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2012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9899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0.2%。然而，持续保持“灌水式”“输血式”的传统扶贫模式可能会造成扶贫效率低下等问题。为确保如期脱贫、杜绝返贫，更需要精细化的扶贫政策。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并推动了精准扶贫政策。

在一系列的政策大力推动下，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已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因此，我们从现实角度出发，深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带来的效果，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成效提供了直接证据，同时也为全面脱贫后持续巩固脱贫成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记者：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中用到了什么方法？

尹志超：研究梳理了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主要依托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分别在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2019 年对家庭以及村（居）委会的五次调查数据展开研究。其中数据收集过程主要是通过访员培训、社区联系、质量控制、数据清理四个步骤进行。我们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为支撑，以地方村镇具体实施情况为背景，分析了贫困户 2013 年到 2019 年的贫困家庭收入、消费、资产及就业的变化情况，重点从信贷资源获得、贫困脆弱性、消费水平三个角度探讨了对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产生的经济影响。

为了估计精准扶贫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最直接的方法是比较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政策颁布前后的信贷获得情况的差异，但这一差异除了受到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以外，还可能受到一些随时间变化的总体因素影响。为剔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我们采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来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家庭信贷获得可能性及规模产生的影响。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精准扶贫对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消费的影响部分沿用DID方法。在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探讨当中，我们运用了PSM-DID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分析。另外，我们对政策的动态效果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三区三州”、民族地区的区域性贫困问题也做了深入的分析。在精准扶贫政策对消费的影响部分，我们着重考察了不同帮扶措施的有效性。

记者：您认为这项研究的结论是什么？取得了什么研究成果？

尹志超：一是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成效显著。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推动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支持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根据2015年到2019年的家庭金融数据，研究发现政策初期贫困户集中分布在14个连片特困地区。随着脱贫攻坚的力度不断加大，贫困户的收入逐年增加，贫困户与贫困县不断退出，贫困户分布已逐渐趋于分散化。但是，少数极端贫困地区的边缘易致贫户的经济情况仍然需要持续高度关注，动态监测。

二是贫困家庭发展水平逐步高。通过对比2015年到2019年贫困家庭的收入、消费与资产水平，研究发现贫困户的经济水平稳步攀升，体现出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提高了贫困家庭的收入，还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且研究还发现贫困家庭消费需求十分旺盛，说明贫困家庭具有很强的消费潜力，这为我们后续扶贫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支撑，国家层面仍可以通过产业扶贫等方式提高其生活质量，从而促使贫困家庭增加消费，提高福祉。

三是精准扶贫政策提高了农业正规信贷获得可能性及规模。研究发现政策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及规模，降低其通过非正规渠道借款的比例及规模。相比于非贫困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正规信贷获得提高了1.93%，正规信贷规模提高了20.43%。并且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而增强，在政策实施后第三年，精准扶贫使贫困户正规信贷获得提高3.45%，正规信贷规模提高34.4%；而非正规信贷获得下降4.07%，非正规信贷规模下降33.34%。另外，政策在不同区域、贫困与非贫困县间的效果存在差异，西部地区、非贫困县的贫困户受政策作用更强。另外，研究发现目前针对贫困户的信贷资源尚不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机制，但是极度贫困的家庭仍没有享受到正规信贷的支持。

四是精准扶贫政策降低了贫困脆弱性。精准扶贫政策降低了贫困户未来返贫的可能性。精准扶贫政策不仅取得了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的短期成果，也关注贫困户长期动态的福利水平。精准扶贫政策主要通过内生动力渠道与社会保障渠道来改变贫困脆弱性。从内生动力渠道来看，精准扶贫政策提高了农户的劳动人口数量，并且，使家庭务农人数显著提高，使贫困家庭农业生产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缓解了其未来返贫或陷入贫困的风险。从社会保障渠道来看。政策通过对有缴费困难的贫困户代缴养老保险等方式，促进贫困户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提高3.03%，降低了贫困户未来福利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其贫困脆弱性。

五是精准扶贫政策促进了家庭消费。精准扶贫政策对家庭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显著。在政策的作用下，贫困户生存型消费增加了5.82%。政策对贫困户衣着类、居住类、生活服务类、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支出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贫困户享受到的帮扶方式方面，享受到医疗健康帮扶的贫困家庭占39.19%，危房改造为30.05%，生活物资为 21.07%，教育扶持为9.89%，无偿资金补助为17.43%。此外，教育扶贫对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发挥的作用更显著，直接补贴的方式对老年贫困、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作用更强，提供就业帮扶对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作用更强。

根据以上结论，我国要不断完善小额贷款风险补偿分摊机制，鼓励贫困家庭享受普惠金融服务；动态监控脱贫家庭，防范返贫风险；根据致贫原因，对症精准扶贫。由该项研究形成的论文《“为有源头活水来”：精准扶贫对农户信贷的影响》发表在《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

记者：请您分享一下，在这次研究中，您的研究心得。

尹志超：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作用及渠道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第一，精准扶贫政策促使贫困家庭获得了信贷资源，为持续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资金支持。第二，精准扶贫政策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通过促使贫困人口就业、提供社会保障等方式促使贫困家庭自我“造血”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提高，有助于脱贫成果的巩固与拓展。第三，我们发现政策通过多种帮扶手段，提高了贫困家庭的生存型消费。并且，对于不同致贫原因的家庭，帮扶手段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区别。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详细地探讨了政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可以为全面脱贫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政策建议，同时为全球反贫困工作提供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