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城市国际化论坛召开 城市如何化解成长的烦恼？
时间：2015-12-17
作者：中国城市报 编辑：张佳宁 浏览次数：
编者按
12月4日至5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城市国际化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聚焦城市国际化中的重大主题，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探讨了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为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以“全球化、技术革命下的特大城市发展新动力”为主题有一定的引领性和前瞻性。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王祥武在致辞中指出，随着北京这座城市越来越大，研究城市国际化这个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城市快速发展喜中有忧
“我从小就在北京生活，那时候北京出了二环就是城外了，现在到了五环，比城里还热闹。”王祥武简单描述了北京的巨大变化。
“国际大都市人口增长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迁入与移民。”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表示，处于我国城市等级体系最高端的特大城市，享有更多的政府财政资源和更好的城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以及就业与发展机会。
但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有喜，另一方面也非常忧虑。王祥武指出，面积的不断扩大，人口的增加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问题。
在左学金看来，城市规模过大也带来“规模不经济”问题，如土地与物业成本上升以及生活费用与名义工资上涨与企业成本上涨等因素会形成制约城市增长的内在机制。
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会长李义虎指出，从缓解首都压力看，北京目前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交通等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引起的。
当前，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形势依然严峻：2014年常住人口2151.6万人，但人口规模还处在增长状态。而北京提出总人口2300万人的“天花板”，其中一个主要依据是北京水资源严重短缺、承载力接近极限。
11月24日至25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召开，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审议稿）》作说明时指出，人口无序过快增长，是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
“对北京而言，要治理大城市病这个问题，需要适度减少人口规模。”李义虎说。
创新驱动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就是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能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要建设世界级的大城市群。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北京市要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把大城市的问题，空间层次尺度再放大一些，就是大都市圈。大都市圈的区域协同，目的是在优化大都市圈内的资源配置，提升大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陈耀说。
但他指出，从京津冀来看，都市圈内部的区域发展差异大，优势资源高度集中，造成了都市圈内部区域协同的困难。因此，区域协同发展，首先要缩小内部发展的水平差距。
如何提高京津冀城市群在全球的竞争力？在李义虎看来，需要通过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和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以提升京津冀城市群在全球的竞争力。
特大城市要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世界银行2009年年度发展报告指出人口与经济活动向一些全球城市集聚是全球性发展趋势，比如日本的东京经济圈面积是全国3%，但是集聚了将近全国30%的人口。”左学金说。
对于城市的发展，左学金认为，要将各类资源在大中小城市间适当分配，避免各类资源过度集中于特大城市，推动大中小城市比较均衡的发展。
航天大成智慧系统技术发展中心副总经理韩治刚从智慧城市的角度提到城市应如何发展。“城市发展过程中很早就提到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现在一直走到智慧化。”韩治刚指出，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对智慧城市提出五个方面目标：一是公共服务的便捷化，二是城市管理精细化，三是生活环境宜居化，四是基础设施智能化，五是网络安全长效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认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开放的发展理念为特大城市发展指明一个方向。“开放不仅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特大城市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他说。
特大城市需提高全球竞争力
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非常复杂，面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动力深刻的变化，国家正在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的发展动力，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特大城市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主要空间载体之一。如何通过技术和开放来塑造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培育城市发展的新空间，构建城市创新的新机制，丰富城市治理的新手段，重塑城市的新功能，以提升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在全国全方位开放格局和参与全球竞争格局下的新竞争力，成为特大城市当前和今后所要面临的一大论题。
城市国际化论坛自2008年至今先后以“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新趋势和新挑战”“安全问题”“世界城市”“大城市大都市治理”“城市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等主题举办过七届，今年是第八届。八年来，论坛关注全球体系中的中国城市的命运发展，聚焦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重大关切，致力于帮助中国城市突破发展困境与难题，现已经逐步成为国内探索特大城市发展规律与城市国际化方面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
创新驱动城市发展
当前首都正处于把握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期，要主动去适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积极推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首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
从全球化来看，随着中国日益走向国际社会的前台，首都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还要引领和推动周边地区发展，提升整个城市群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从创新的层面看，经济危机后的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形成与发展，促使无论是老牌的世界城市，还是我国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均开始将“创新”作为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发展以新技术革命为龙头，具有知识资本密集型和低污染、低耗能的新经济，才能实现北京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缩减现有的人口规模，进而缓解北京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交通等等压力。
长期以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一直关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问题，为首都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北京市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城市、特大城市治理等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在高校型智库建设方面也有重要的进展。（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会长李义虎）
非正式经济不可或缺
现在，在非正式经济就业的人中间，大致是有三类，第一类，传统所说的弱势群体的一些短工，或者零工经济。这些人处于城市的边缘，不得不以低成本的方式来从事非正式的就业，这些人并不指望政府能够给福利、给安全的保障。第二类是智库型，作为自由职业者，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专业技术的实力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并且获得劳动报酬。第三类，是利用自己的各种闲置的资源来赚钱的，比如滴滴打车在网络时代发展的比较快的。
非正式经济的这三种类型有什么特点呢？弱势群体依然是传统的零工，其技能还有区域的约束性，它具有常规性、重复性和收入低的特点；智库型的职业不一样，其视野可以是全球的，这些人有很大的自主性，非常规性、创意性和收入很高。这部分人并不愿意进入到政府提供的劳动合同制中；利用闲置资源赚钱的人，首先这一种肯定是资源过剩，资源可以是时间、各种剩余的物质的财富、资金等，我们国内现在还不允许，但是在国外已经开始了。
不同的人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正确的选择是在城市规划的时候，要让弱势群体免予极端贫困，他这里就是它的一个避难场所，怎样来把它做好，我认为，要有社会安全保障。对于智库型来讲，他们可能是在初期创业的时候，给他创造灵活的有弹性的生产方式，让他参与国际竞争，让他做大自己；有闲挣钱来讲，就是要搭建一个网络平台，创造不需见面的机会，减少这个城市的资源浪费，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同时让这些人有闲能挣到钱，能积累到财富。
政府的功能，政府未来应该成为非正式经济的服务平台提供各种的服务，协调各种网络的相应开发商。政府应该是城市问题解决方案的需求方，可以公布各种的数据，让普通百姓自己来解决城市的问题，政府最后就能作为一个平衡者、一个守护神。（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段霞）
政府需有共享观念
中央对“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城市发展要体现这样的理念。
讲特大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最重要的新动力就是人才，最重要的就是青年人才，最重要的就是有创业理想的年轻人才。因为不是搞制造业，就要搞创新，搞服务业。要考虑特大城市如何满足人才的需要。
要建设开放与共享的特大城市。这次五中全会提出来要落实城镇户口。但是关键要公共服务更好的均等化，要淡化户籍。关键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如果他们在城市就业，在城市缴纳税费，至少应该向他们提供最基础的服务，像子女的教育等。例如，北京、上海学龄儿童很少，全国的学龄儿童有16%，上海和北京只有8%。上海1000多万人的时候，中小学生的数量大大超过现在中小学生的数量，北京也是一样，这就要看看城市有没有包容，而不是有没有能力。（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左学金）
明确行政机构协同机制
大都市圈的区域协同，主要是指大都市圈内不同行政区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行为，目的是在优化大都市圈内的资源配置，提升大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推进区域协同关键是在区域之间的利益协调和一体化体制障碍的消除，这是一个基本观点。区域协同发展，首先要缩小内部发展的水平差距。
现在在探索的两个机制，一个是利益共享，一个是补偿机制。转移出去的企业创造的税收，实现跟直接地进行分享。这次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专门出台了文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探索，而且这对未来其他城市区域在这些方面提供了一个尝试。利益补偿机制的协同主要是在生态方面，关于大气环境、水资源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方面要协同必须要有机制，必须要推进。
这个协同机制应该要有社会力量参加，有社会组织。我们看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里面，现在一些民间的商会、协会在推进企业跨区域的转移，产权的流动方面，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很大的作用。整体上讲，未来在大都市圈之间行政区的协同发展本质上就是推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要避免过去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
城市问题应长期关注
这次论坛是第八届，我很多次都参加了，感觉城市国际化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北京这座城市越来越大，刚才我是坐地铁来的，感觉城市面积越来越大，我从小就在北京生活，那时候北京出了二环就是城外了，现在到了五环，比城里还热闹。现在，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人口的增加，这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
随着城市的发展，一方面有喜，但城市病也非常忧虑。过去，北京那时候是沙尘暴，一刮刮风，有的人说是从内蒙刮来的黄土。现在黄土没有了，但是雾霾了，雾霾看来比黄土更可怕，大家对这方面也非常担心，所以围绕城市问题研究，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
这种坚持不懈、延续性、持续性围绕一个主题研究，围绕城市化这个大主题确定各个小主题来研究，做法很好，现在有些研究是对有些问题浅尝辄止，然后就变了，这种变化有些是要变的，有的还是要围绕一个问题持续不断展开深入的研究，对这种做法连续的每年举办一届，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围绕不同的主题展开研究，这种做法非常值得提倡。（北京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王祥武）
把北京建成国际交往中心
我认为，北京下一步要把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更好，成为落实开放发展新理念最好的平台。
首先，应该突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
其次，增大谋划发展的空间尺度：“京津冀+环渤海”。
第三，要增强北京发展的国际化因素。真正建成一个国际交往中心，大气和洋气都要有。不仅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体现出来，还要在服务流程中体现出来。
第四，增强城市现代化因素，传统+现代。保护北京的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现代文化，打造活力之都。
第五， 增强城市发展的包容性因素，实现“基础性+高精尖”。要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和合适的产业结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吴晓华）
都市连绵区如何发展
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都在走向都市连绵区，这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都市连绵区主要有一个、两个或者几个超大的城市、特大的城市作为中心，有一批中小城镇包括农村密集的分布，地域可达到几万平方公里，这样一个区域叫都市连绵区。
一般一个国家在城镇化率到了60%以上才会出现都市连绵区，但是中国在2003年城市化水平才是40.53%，却在沿海地区出现三个都市连绵区。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目前的三大都市连绵区。
从国际上来讲，都市连绵区怎样能搞好呢？第一，大力发展临海经济，现在很多都市连绵区都是靠海的。第二，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发展要有专业分工。第三，城市群里联系各个城市的网络交通建设十分重要。第四，要重视落后地区的发展。第五，政府要促进空间结构的优化，避免核心城市过度扩张。第六，要重视管理和协调。
大城市发展的追求：第一个是追求“循环”，第二个是城市要“更新”，第三个是城市要“生态”，最后是“持续”。（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叶耀先）
互联网+聚集智慧
目前，智慧城市概念有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缺乏顶层设计和成功的案例。第二是管理的问题。第三是信息安全的投入和力量现在还是非常不足。
我们有一个城市大数据中心，在大数据中心的基础上聚资，把资本通过互联网+的新业态，把政府的政务、应急、环保、交通等各个领域进行互联互通，聚资来投资，最后在顶层是最重要的，我们把智慧聚集起来。通过智慧城市这套方法论也非常适用，用这套方法论来支撑城市信息系统、神经系统的设计，做一些顶层规划，包括行业和区域信息化的顶层设计，还有也包括新的一些业态，大数据的运营服务、投融资管理。
从城市本身的角度来规划，怎么去发展城市，通过神经系统来管理城市，这个手段是一种集约式的发展，效率更高，不破坏环境，通过这种技术能够更好地指导产业发展、行政决策，也更好地为每一个人提供服务。（航天大成智慧系统技术发展中心副总经理韩治刚）
难在协调利益攸关方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国的经历，在美国，地方政府的权利是来自于州一级，而不是联邦政府一级。州政府确定当地政府的权利以及当地城市的发展。在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做法，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做法。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去购物的时候用塑料袋这个事情，在美国这么一个简单政府的命令，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决定，比如某个州希望大家多使用可再生利用的塑料袋，就需要通过辩论，通过立法，然后再由各地政府决定他们的市或者他们的县要不要用。要知道，政府是要为人民提供服务的，政府征收了税务，就要提供服务，政府不是唯一的利益攸关方，在决策当中有很多的利益攸关方。
其中，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复杂的团体肯定是各方都作出了很大的妥协，在协调上花了很大的精力。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要解决城市中的问题，哪怕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也会涉及很多的人需要做出妥协。（美国北达科特州立大学教授谢丽尔·瓦谢内姆 Cheryl Wachen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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