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组织各方力量为抗疫出谋划策。首经贸专家学者立足本专业研究领域，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主流媒体，积极发声，释疑解惑，回应社会关切，及时、科学地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建议，为疫情防控及下一步的统筹安排建言献策，提供智力支持。首经贸学者将持续关注疫情影响下的经济社会议题，用“智慧”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以下为文章精编：

 

冯喜良：毕业生应提高职业能力，以应对新岗位的要求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冯喜良教授近期接受了《光明日报》采访，并在《春招季，就业服务如何精准发力》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观点。

冯喜良认为，春季招聘是大学生求职就业的关键时期，但疫情突发导致了整个市场招聘需求下滑，线下的招聘活动停止，众多高校毕业生求职受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第一，国家及各地政府管理部门积极加强政策推动是做好毕业生求职就业的基础。第二，就业服务是落实各项宏观政策、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环节。要更加精准提供指导服务，以“一人一策”等方式加强个性化指导，积极引导毕业生找准职业定位，合理调整预期；同时，及时为毕业生纾解求职焦虑等心理问题，对就业困难学生重点关注。第三，毕业生及其家庭应保持积极主动的求职心态和务实有效的求职行动，依据现实状况和个人特点，及时调整就业预期目标。第四，用人单位也应根据生产情况尽力扩大和稳定招聘规模，加强员工的技能培训。

疫情对行业发展的影响，有正面和负面、长期和短期之分。受到正面长期影响的行业，由于疫情期间的快速发展，将会催生和促进新的职业岗位和热门就业领域的出现。可以预见，线上教育培训、直播、远程医疗、快递等利用新技术进行线上信息服务和物资流通的相关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与其相对应的相关职业，如线上讲师、线上教育组织策划师、线上技术支持人员、线上调查员、专业快递员、机器人配送管理员、无人机操作师等职业岗位和领域，疫情结束之后将会进一步发展。对毕业生自身而言，应更加关注职业能力的提高，以应对新岗位的要求。首先，提高自身利用新技术的能力。新岗位大多以新技术为基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新技能必不可少。其次，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和职业规划能力。任何岗位都需要员工具备专业的操作技能和职业理念，只有做精做细才能做出特色；同时，还需要与时俱进、做好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

此外，在日前由国内权威雇主品牌研究机构中企联合与微吼直播举办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线上峰会上，冯喜良教授作为演讲嘉宾之一参与了此次论坛，超过13万人实时在线收看。冯喜良在他的演讲“企业灵活用工发展趋势及其风险管理”中提到，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企业的灵活用工越来越多，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在灵活用工中，政府、企业和员工各方应有哪些责任，员工的各种保险由谁承担，承担多少，如何承担等劳动问题一直是困扰学术界以及劳动关系各方的现实问题，此次演讲即是围绕这一问题从劳动关系碎片化的研究视角，与听众分享了部分研究成果和相关思考。

 

尹志超：线上消费成为疫情中抵御消费下降的缓冲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教授近期接受了《光明日报》的采访，并在《如何压实“米袋子”、拎稳“菜篮子”》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观点。

从目前数据来看，1月份CPI同比上涨5.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0.6%。去除物价上升中的季节因素，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到新冠肺炎疫情对“米袋子”和“菜篮子”的影响。卖菜难”是因为对人流和物流的限制，导致农业生产用工难、用工贵，蔬菜出不了村、进不了店。“买菜贵”是因为交易风险的上升和部分农产品短期的供需失衡。解决这个问题，从政府层面看，要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调整因疫情防控而采取的交通管制，确保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和供应。从市场层面来看，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化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信号，当流通环节的障碍移除后，“菜篮子”可以在市场的作用下逐渐趋于供需平衡。

短期来看，要尽快解决农产品的运输和流通。要打通“菜篮子”农产品流通运输堵点，纠正不合理的封锁断路措施，以多种形式组织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活动，大力发展生鲜电商，平衡供给和需求，稳定市场价格。长期来看，要狠抓农产品的生产。指导农民因时因地开展生产，优化品种结构，保证有效供给，均衡上市。同时，加快推进养殖业上下游环节衔接配套。推动饲料、种畜禽、兽药和屠宰等养殖行业上下游企业尽快复产复工，着力解决养殖户断粮、缺料、缺药等问题。

疫情导致经济活动交易的风险陡然上升，线上消费成为此次疫情中抵御消费下降的缓冲器。新零售在消费端和供应端同时强化了线上意识，不但扩大并巩固了人们线上消费的习惯，而且让零售企业意识到布局线上销售的重要性。新零售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充分运用交易沉淀下来的数据对用户精准画像，展开精准营销；需要不断提升农副产品的品质，通过优化物流配送降低成本，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需要在服务上更加注重用户的体验，提升客户满意度。

此外，尹志超在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采访中提到，国家和地方政府推出的各项举措将有利于中小微企业减少财务压力 降低运营成本；在网易专业财经智库“网易研究局”公众号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疫情将加速消费数字化 移动支付市场进一步扩大。

 

陈立平：零售业要平衡速度和风险

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立平在接受央广网财经频道的访谈中，和在联商网发表文章《新型肺炎冲击下零售业的困难与机会》中谈到了零售业面临的风险。

陈立平指出，这次疫情让商业服务业冰火两重天，特别是餐饮业、服务性行业、健身影院，也包括社区商业。因为零售行业对灾害非常敏感，全世界现在100多个国家发生疫情，都是如此。当然，灾害是零售经营的一部分，是应当面对的风险，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特别扩大。但是，如果企业经营受到限制，也要正确评估疫情对企业的影响。

在北京，疫情后绝大部分购物中心给租户适度地减免了房租，包括万达等，即使像潘家园这样的文化市场，都给商户减了不少的房租。问题是在社区中，零散、小微的餐饮企业、服务企业，面临房租压力非常大。房东有自身的利益，还有合同存在。房租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房东会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目前受房租困扰的，主要是像以直营店为主的门店，比如很多小餐饮、便利店在市中心、写字楼里，基本没生意，房租还高。如果与房东零散个别交涉，实际上很难有效果。

陈立平认为，政府要适度出面，房租只是表象，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疫情面前共同面对风险，经营者跟个体房东要有协商。此外，如何通过外部减免税收或其他倾向性政策，消化这部分房租、化解一部分经营危机，尤其是对于这种小型商超，是迫在眉睫的。

比如日本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一是由行业协会、商工会议所、经济团体联合会，出面协调租金、经营损失等问题。二是日本有防止灾害的一系列法律，像《中小零售业振兴法》等。但现在中国的社区商业是没有组织基层。以北京为例，基本上就是北京市商务局、区商务局，再往下就是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基本上没纳入到体系当中，可以说是“自生自灭”。所以出现问题时，中小零售企业没有代言人，没人替他们说话。未来要很重视中小企业，它们是主要的雇佣载体，一旦发生大面积失业，肯定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应该反思这次疫情的教训，加强中小零售企业的组织能力培养和组织建设。

 

刘颖：千亿防疫费来袭  财政应急能力迎考

近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刘颖教授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并在其发表的三篇文章《各地钱袋子收支承压 地方债提速发行解近渴》《千亿防疫费来袭  财政应急能力迎考》《千亿财政战“疫” 赤字率或首次破3》中对疫情期间各地财政政策进行专业解读。

刘颖指出，面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突袭，各地的财政力量已迅速作出反应，但“大手笔”的支出让地方政府本就吃紧的“钱袋子”遭遇严峻考验。总体来说，地方财政部门在本次疫情中响应非常迅速。疫情事发突然，财政部门加班加点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仅春节期间，刘颖就曾两次接到北方某地市一级财政部门的致电，向其征询专业意见。该地财政部门正在将17年前SARS影响状况与当下的疫情情况进行比较，通过两次疫情的对比，尝试建立有效的数据模型，希望能更准确地预估本次疫情对财政的影响。但在刘颖看来，两次疫情影响“面”和“度”均不同，时长也不同，对各地财政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需要将就业等因素进行重点考虑。

由于大部分地方两会已经召开并且审议通过财政预算，目前突发疫情尚未收尾，所以本次疫情对财政的收支及债务的影响，会在4月底到5月才能有相对准确的数据体现。政府进行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后，预计下半年8月份左右，地方政府会大概率对财政预算、债务安排进行调整。

刘颖认为，为“放水养鱼”增强经济活力，地方政府考虑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连续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对政府财政收支都会产生影响。本次疫情短期内会对地方财政收支雪上加霜，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不能动摇。此外，在抗击疫情大背景下，应更加注意财政支出的民生方向和激活经济的落点，科学做好事前财政绩效评估和事中控制、事后评价，节约高效地使用好每一分钱。目前中央财政所承担的疫情防控费用，主要都是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或专项转移支付，交由地方财政，由地方负责具体支出的。为避免在其他方面出现财政补贴乱象，央地财政间转移支付，需要从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两个方面，去解决其精准性、科学性和合理性。要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尤其对支付细节加以把控，同时，健全监督机制，保障基础数据的准确性。

 

叶堂林：小微企业应当变压力为动力，主动求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教授在《光明日报》的《小微企业，如何伴随春天一起复苏》的文章中，对小微企业如何发展发表观点。

叶堂林指出，在我国，不同地区小微企业发展的情况不尽相同。疫情给不同地区的小微企业分别带来的影响也不同。针对小微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政府层面应该针对企业订单的违约风险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关注面临困境的小微企业；相关部门应深入调研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堵”点，做到精准问诊；已经复工的企业应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比如专人专岗负责企业内部的疫情防控工作，并针对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行为制定企业内部的问责惩处机制。

小微企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蓄水池”，当前小微企业受到疫情冲击，政府在对外出劳务人员的扶助方面：一是应该着手考虑“上马”一些对地方发展较为迫切的建设项目，比如对医院的设施水平进行改造提升，同时在合适的位置适度配套相应的隔离系统，这些项目应该优先考虑使用本地的劳务人员；二是应该在疫情过后为外出劳务人员提供更多的外出就业渠道和就业指导。对于在外地工作的失业白领员工，一方面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创业支持政策，鼓励这些人员创新创业；另一方面，政府应适当设立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岗位，专门面向疫情期间失业员工进行招聘。

相较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的优势在于体量较小、容易转型，对于市场机遇的反应速度、捕捉能力较强，正所谓“船小好调头”。此次疫情给小微企业带来很多创新发展机会，比如，疫情中大城市的服务行业受到较大冲击，这给无人化商业模式带来了较大的市场机遇。再如，这次疫情给线上办公、线上教育、远程医疗等行业的小微企业带来发展机遇。

面对当前疫情，小微企业要实现转型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将社区综合服务与网上购物相结合。比如基于社区终端的网络代购及配送，通过以社区为平台，提供了更加精准的代购和配送服务。二是通过产品服务模式的创新，实现供应链协同。比如，对餐饮、洗衣、理发、理疗等服务业态开通新的上门服务模式等。三是推行和完善“众创”的商业模式。一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业务，可以通过众包合作方式在线完成。

这次疫情对我们未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服务方式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疫情终将过去，只有更好满足这14亿不同层次的消费主体的需求，小微企业才能真正实现创新发展。

 

张世君：疫情防控的法治保障尚存一些问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张世君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为疫情防控提供法治保障》中，就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为疫情提供的法律保障问题发表观点。

张世君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为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疫情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比如我们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生物安全等领域尚存在一些缺陷。

当前的生物安全管理更多依靠政府政策加以规范调整，从国外经验看，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于生物实验室管理、微生物安全管理、食品药品生物安全管理、职业卫生生物安全管理等均有相应制度安排。下一步我国应及时制定生物安全法，适时制定危险生物活动管理的专项立法，实现对生物安全标准、生物技术贸易、生物安全能力激励、生物技术损害救济等各领域的全覆盖。

在立法完备的基础上，要实现执法、司法的科学公正。就执法机关而言，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履职过程中，应提前研判、细化措施、优化流程，尽量减少对公民、企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利益的损害。要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纷化解，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

 

范围：常态时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定位的反思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教授在《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文章《新冠肺炎疫情下对常态时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治的反思》中针对常态时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治建设的不足做出探讨。

范围认为，疫情期间，各地出台的应对措施产生多种“停工期”，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报酬。同时，又通过免缴、缓缴社会保险费减轻企业负担。上述措施对于保障劳动者生存权和减轻企业生产经营负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合理性值得探讨，常态之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制为何不能发挥应急作用，这反映了我国对常态时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定位差异的不清晰。

第一，劳动法应顺应经济发展周期，经济发展期要促进劳资共享发展成果，帮助劳动者“广积粮”。第二，社会保障法应发挥逆周期调节的功能。平时要强化基金征缴，扩大基金规模，高筑基金风险防范之墙。第三，社保给付具有劳动所得替代的功能。疫情作为突发事件，属于重大社会风险，单位停产、停工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原则上单位无需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丧失劳动收入。同时，国家为企业减免社保费，但劳动者不应因企业缴费的减免而承担社保待遇的损失。因此，应由社会保障机制发挥社会安全网的保障功能。一是建立社会补偿机制，通过相关基金对疫情停工停产期间劳动者工资损失予以补偿；二是应通过补贴确保社保基金的财务安全以及劳动者社保待遇不受免缴、缓缴的影响。

常态时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建设不足的反思。

第一，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存在重大社会风险。各地规定疫情停工期间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从而确保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和社会稳定，然而，平台从业者这一广大群体完全自担风险，被遗漏在此保障方式之外。第二，集体劳动关系治理能力和水平存在重大不足。第三，收入分配机制有失公允。劳动报酬是主要的生存来源，对社会风险起着第一层级防控和化解作用。第四，社保基金安全保障机制执行不严。社保基金是社保制度发挥社会安全网的财务基础，应该要严格执行社保基金安全保障机制，依法参保缴费、依法享受待遇。

 

张成刚：共享单车解决交通瓶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在人民网发表的文章《平台企业助力复工复产 共享单车解决交通瓶颈》和北京日报客户端发表的文章《北京：要求单车企业疫情期间全量投放，不允许随意涨价》中指出来共享单车在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张成刚认为，目前，交通出行是企业复工复产的一大瓶颈。共享单车可以成为职工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有助于缓解复工复产阶段的交通瓶颈。从数据上看，2月17日左右，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骑行订单数和用户数快速上升，显示了在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阶段，共享单车能够起到助力交通出行作用。

第一，共享单车作为低传染风险交通工具，可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从目前疫情防控实践来看，相比多人共乘的交通工具，一人一车的共享单车属于低传染风险交通工具。共享单车平台企业已经开始对单车进行无差异化消毒。

第二，支持重点防疫人员中短距离出行。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基层干部、志愿者、城管人员，每天都在胡同、小区、楼宇、园区中巡防、排查、入户走访，还承担着辅助居家隔离人员收发快递、采买蔬菜的任务。对于他们来说，共享单车比其他交通工具更为适合。平台企业也采取了积极措施，为社会抗击疫情提供帮助。

第三，保障城市交通顺畅，支持复工复产企业职工通勤。目前疫情防控已经转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阶段。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业通勤需要低风险交通工具的支持。共享单车平台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做到精准投放。

对于共享单车平台如何助力复工复产，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合理评估不同种类公共交通工具风险，避免“一刀切”政策阻断城市交通。个别城市“一刀切”停止了公共交通，暂停共享单车运营，加重了群众的出行困难。在复工复产阶段，应评估不同交通工具传染风险，逐步放开低风险交通工具。

第二，支持共享单车平台恢复运营。建议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尽快恢复共享单车平台运营，特别是解封单车维修、调度仓库。

第三，政府与共享单车平台协同合作，保障疫情防控重点部门、重点群体交通出行便利。政府交通、城管部门应与共享单车平台形成协同合作关系。一方面，平台企业掌握用户需求数据，可以为政府判断人流状况提供大数据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保障医院、大型社区、大型商超附近的共享单车投放，满足防疫重点群体用车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