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经贸不大的校园里,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春日的清晨，曦池边传来书声琅琅；夏日的午后，校园里总有恋恋不舍的毕业生留影；秋日里红黄明亮的落叶，被博学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踩得嘎吱作响；清冷的冬日傍晚，银盘高挂，操场上已有不少坚持跑圈的身影……也许我们都在埋头赶路，却忘了原来也有如此美丽的风景，一直都在身边……

校园里，总有些人看起来面熟，却想不起是谁；总有很多故事，感动了自己，却不曾与他人分享。首经贸新闻网隆重推出【经贸广角】系列报道，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希望通过平凡的经贸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凝聚骆驼精神，展现自强不息、求实创新的校风。

本学期【经贸广角】推出了首经贸事业启航协会、《桑榆颂》 、法律诊所......每一个故事都生动而温暖，故事的背后都凝聚了无数人的努力，有期待、有失落、有泪水、有欢笑……

法律诊所教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基本模式借鉴医学院的临床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公益性法律实务中“寓学于行”。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公益意识，是对传统判例教学的反思和推进。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进入中国。首都经贸大学法律诊所是我国较早建立的法律诊所之一。
 

和其他的大四学生相比，法学院的车晴明显要更忙碌一些。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在自习室外接完一个电话。来电的是一位姓马的外来务工者，曾因被单位拖欠了一整年的工资而向车晴所在的首都经贸大学法律诊所求助。“不过这次他不是为自己来的”，车晴对记者解释道，“马先生的一位工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希望诊所也能为他提供帮助。”

车晴所说的“法律诊所”曾在这一年中两度见诸校园网报端，因此不再是个令人费解的生词。“法律诊所本来是法学院高年级学生的一门课，但是现在我们师生正在尝试将它机构化为一个提供公益法律援助的平台”，作为法律诊所行政主管的车晴介绍道，“诊所主要面向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普法宣传，同时也开展公益诉讼。”

法律角度  公益温度

走进位于慎思楼128号房间的法律诊所办公室，窗台上整齐摆放的一排卷宗映入眼帘。“那都是法律诊所同学办完的案子，墙边的柜子里也装满了”，一位法律诊所成员告诉记者。从2005年法律诊所初具雏形至今，已经完整处理了四十余起民事和行政案件。“这些还都是经过诉讼和仲裁的。以咨询方式结案的我们也都留有完整的记录，那个数量就太多了。”

2007年3月15日，法律诊所师生为宣武区厂内社区进行消费者维权法律咨询。

问及这些案件的来源，该同学告诉记者，大多数当事人是经过在校师生的口耳相传，听说法律诊所并登门造访的。也有些当事人是在新浪看到了诊所的官方微博，通过私信建立联系后，在线下交流案情的。“微博是我们这两年主要在建设的收案渠道，其最大的优点是突破了地域对提供法律援助的限制。”

记者看到，名为“首都经贸大学法律诊所”的官方微博私信箱里，“堆放”着写给诸多求助者的复函。滑动鼠标，跳出来的对话框显示，这些来信者远在山东，深圳，甚至海外。其中一条私信来自广州卡车司机邹海华。他因为工伤，手部留下了残疾。由于法律的衔接存在漏洞，邹海华不能正常续展驾照，也无法办理残疾人驾照，生计岌岌可危。法律诊所获悉后，通过微博留言和私信为他提供法律帮助，告诉他向何方寻求救济、程序怎么走。这位司机非常感激，把法律诊所的每一条留言都通过‘转发’晒在自己微博的主页上，并且来信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这样的人给予帮助，给了我们尊严。”“这是一位饱经艰辛的普通劳动者，在行政机关那里处处碰壁、举步维艰，使他把自己定义为‘社会底层’了，”该同学告诉记者，“但在我们眼中，所有的人都是没有差别的。”

事实上，走进法律诊所的大多数是被视为弱势群体的人们。车晴告诉记者，法律诊所是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的，除在校师生及其亲友以外，接受社会人员求助的前提是对方因经济困难而没有代理人。案件是否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也是决定是否收案的标准。“比如离婚案件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可能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老师不鼓励我们接受离婚纠纷的委托。”

 
2012年12月4日普法宣传日，法律诊所联合法学院部分研究生及
北京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为丰台区芳群公寓社区进行义务普法宣传。

截至目前，法律诊所完成的案件已经覆盖了买卖和服务合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和医疗侵权纠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而每年五月，法律诊所的指导教师李长城副教授都会组织学生对全校各部门展开“陌生拜访”，推开一扇门，展开一番宣讲。“这既是一种挑战自我的训练，也是一种高效的宣传”，车晴说道，“每年都有听到宣讲后联系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们希望营造的就是这种‘诊所和你在一起’的如影随形的支持感。”

法律诊所所长祝达彬告诉记者：“和其他的法学课程比起来，法律诊所的课堂使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法律，接近当事人和社会现实。每一个案例都是鲜活的、带有温度的，每一个需要我们帮助的当事人都深化了我们作为法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正感。”

另一位同学则表示，尽管所有的课程都试图切合实际并建立一种意义感，但“从未经历过某门课程如像法律诊所的课堂般深刻地将学生嵌入实践，将法律嵌入公益”。

公益诉讼:结局未知的舞台剧

相比其他院校的法律诊所，首都经贸大学法律诊所的名字曾多次因公益诉讼跃然报端。早在2004年，法律诊所尚属雏形阶段时，李长城就亲自作为原告，由学生吕晶、曹焱作为代理人，提起了对家乐福超市的公益诉讼并获得胜诉。这起被媒体普遍称为“发票案”的诉讼使公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商家普遍声明的“如需开具发票，请在一个月内办理”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霸王条款，而消费者完全有权随时要求商家开具发票。此案告结，余波未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维权律师开始竞相效仿，提起对商家的“发票之诉”。

2005年，中国第一起烟草公益诉讼在宣武法院开庭审理。法律诊所成员蒋娜作为代理人，宣读了中国烟草诉讼历史上的第一份起诉书，而原告席上的刘胜江先生，则是法学院的一名教师。之后的烟草诉讼第二季中，代理人换成了法律诊所成员闫兵、佟乐，原告则由法学院的另一位教师王德山扮演。

2009年，学校附近大鸭梨餐厅一次性筷子的强制消费触动了法律诊所师生的神经，诊所成员廖融“化装”成食客，与伙伴们到店吃了顿工作餐，顺便收集了大鸭梨强制消费的录音证据。数日后，法律诊所成员柳叶、夏文慧作为代理人，将对大鸭梨餐厅的起诉书送到了丰台区人民法院。尽管大鸭梨方面一度态度强硬甚至祭出伪证，但最终在诊所成员提交的录音证据面前低头认错，并退还了筷子费用。时至今日，如果在大鸭梨就餐的首经贸师生提起这场诉讼，餐厅的领班仍会在下一秒钟表示：其实，筷子是可以免费送给您的。

回顾多年来的公益诉讼实践，不难发现首都经贸大学法律诊所是“师生一台戏”的模式。现实的残缺与法律的应然状态发生龃龉之时，普通人仍浑浑噩噩，法律人已经如坐针毡，一场诉讼的契机由此诞生，而对专业的共识和对彼此的信任则使师生间呈现出绝佳的默契。

但是，庭审不是作秀。尽管取证的过程可能是事先设计好的，“但案件的结果始终掌握在法官手中”，曾在烟草公益诉讼第二季担任代理人的佟乐这样告诉记者。2005级的他曾是法律诊所最老的学生班底成员。多年后，他已然留洋归来，成为了一名财务顾问。对于曾经代理的公益诉讼，佟乐回忆道：“公益诉讼在中国的进展其实是很艰涩的，很多案件在立案阶段就会遭到阻拦。在打烟草公益诉讼第二季时，李老师已经预见到这种情况，因此安排我们分成八个组，到北京城八区的八所法院同时立案。结果只有我和闫兵的一组成功地立上了案。”法律是一样的，案情也是一样的，案件的结果却在立案阶段就判若云泥，“中国的法律运行是不确定的，关系到公益诉讼时更是如此。在法律诊所做公益诉讼，你会明白，法律的应然和实然之间是存在差距的，你要未雨绸缪做好最坏的打算。”

铁打的诊所流水的兵

从2004到2013，时间大踏步走来。柜中的卷宗越来越多，李长城诊所的学生也毕业了一批又一批。作为一门课程，法律诊所为期一年的课程已经足够让学生们拓展专业的纵深、感受公益的温度。同时，这样长久的时间阵线也使法律诊所的“机构化”成为可能。毕竟，在绝大多数的社团中，让学生真正“做点什么”的时间也只有一年。

与此同时，良好的分享机制使法律诊所的经验得以积累和传承。上一届法律诊所行政主管王源告诉记者，根据法律诊所的教学管理制度，办案人员需要对每一个案件进行全程记录，保留从最初的谈话记录、各类证据到最终判决在内的一切材料，并在结案后及时进行总结。而在课程结束之际，每一届的行政负责人还要做进行全方位的述职报告，从专业和活动组织角度进行总结。

制度之外，经验的传承在人情中延续。

2006级的苏仰平或许是完成案件最多的诊所成员之一。如今已是一名执业律师的他仍然时常接到学弟学妹的咨询电话。案件处理中的一些细节与技巧是从书本中无法学到的，而学长的点拨往往能迅速驱散疑云。

另一位已经毕业的法律诊所成员将这种基于自愿的“传帮带”归因于法律诊所不同于其他课程的机构化特征：“它是有历史、有积淀、正在成长的。每一个学生做过的案子都永远留在诊所的档案中，这份记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你会很骄傲地说‘我是首都经贸大学法律诊所的成员’，但换做其他课程，你很难形成这种表达。”

除了作为一个“机构”的种种特征，法律诊所沉淀下来的还有一支坚定的指导教师队伍。李长城作为法律诊所的奠基人，一直负责该课程的建设和指导，也是多起公益诉讼的幕后总导演。律师和教师的双重身份使他能够敏锐地在实务中发现教育的契机，又在课程中还原实务的细节。法学院的副院长米新丽和教学秘书李英，长期为法律诊所协调师生、场地、交流机会等多种资源，将新的机遇“引进来”，让好的活动“走出去”。其他的几位指导教师，张兴，刘胜江，刘迎泽，郑文科和赵鹏等，也都是有着律师执业经验的法律专家，会对诊所正在办理的重要案件提供专业意见。不过，他们中的一些更常见的现身方式是作为诊所公益诉讼的原告。就在今年3月，张兴老师委托法律诊所代理的行政公益诉讼获胜，使诊所将视角转向了一个更需要技巧与勇气的领域。

“他们有点轴。”一位本科生表示。

确实，为一张发票亦或一双筷子打官司，看上去是种很“较劲”的行为。但法律诊所的师生认为，诉讼不是目的而是态度，它像一枚撞针，引爆一种思考，惊醒一种意识。正如大鸭梨“筷子案”之后，办案人员在总结中写下的那样：“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招后起”。他们说：我们一直坚守。

法学生的速成班

相对于态度上的坚定，法律诊所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一直在吸纳新的元素。2010年，北京市首届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拉开序幕，法律诊所由此开始承担帮助竞赛选手练兵的任务。赛前一个月，诊所同学会在老师的组织下，根据参赛选手抽到的题目分为两组，模拟控辩双方的两造对抗，帮助选手提前感受大赛氛围，并在演练中发现新的线索。

2012年12月27日，第四届北京市模拟法庭大赛中，参赛选手夏天慈，
法律诊所上任所长孔祥稳和现任的法律诊所行政主管车晴。
 

2012年，‘首都经贸大学法律诊所’新浪微博亮相，普法宣传和法律援助开始借助新媒体走向更广阔的公众。短短一年间，法律诊所的微博关注者超过1600人。“对于一个不靠搞笑卖萌吸引眼球的法律公益平台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成绩”，一位负责维护微博的同学告诉记者。

2013年，“首都经贸大学法律诊所”新浪微博的微信姊妹账号“公益诉讼行动与研究中心”试水运行，李长城和张兴亲自负责该帐号的前期维护，“利用这个平台，与法律诊所微博互为补充”。

而就在不久前，法律诊所第一次走进国企，与专业法务人员共同探讨疑难问题的解决对策。

经过7年的发展，法律诊所已经以其成熟的制度和开放的姿态，成为了开展实践性教学的实验田。而对于学生而言，在诊所中的成长是令人振奋的。

法律诊所所长祝达彬将诊所的训练称为“认识纯粹的法律理论与法律现实之冲突的过程，是了解律师和法律职业的过程，对于我们今后的职业选择至关重要。”他同时告诉记者，法律诊所所有的案件解决都是同学们团队合作的结果，“意识到团队的重要性和自己肩负的责任，对我而言是笔宝贵的财富”，而这门课程对同学们最大的嘉奖则是“法治精神的洗礼”。

已是执业律师的前法律诊所成员闫兵的感触显得更为具象。“法学理论告诉你，你要追求当事人的权利最大化。然而你在诊所中接触了现实，才会逐渐发现：权利最大化并不只是种客观事实，还包括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放弃一部分利益而促进矛盾的解决，也可能是明智的，因为和谐是更高层面的意义。你会在这里体验到法律的应然与实然的差距，并学会面对。”

“是不是推荐法学院的同学们参加法律诊所？必须的！”车晴认真地说，“这里，就是法学生的速成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