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组织各方力量为抗疫出谋划策。首经贸专家学者立足本专业研究领域，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主流媒体，积极发声，释疑解惑，回应社会关切，及时、科学地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建议，为疫情防控及下一步的统筹安排建言献策，提供智力支持。首经贸学者将持续关注疫情影响下的经济社会议题，通过主流媒体，用“智慧”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

王永贵：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

近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永贵再次蝉联2019中国高被引学者（商业、管理和会计学科领域）榜单。他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分析文章《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刊载于近期出版的《光明日报》上。

文章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容，“中国经济韧性强劲，内需空间广阔，产业基础雄厚，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特别是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王永贵认为，经济韧性强是成功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关键。所谓经济韧性，指的是一个经济体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有效应对外部干扰、抵御外部冲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决定一个经济体在遭受外部冲击之后是“成功复苏并重新实现经济稳步增长”，还是“从此步入经济下行轨道”的关键所在。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其实质就是经济体能够维持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并不断迈向更高发展水平的能力。

当前，虽然受到疫情短期冲击，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中国经济韧性强，首先表现在经济总量大的优势。其次表现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特征。再次是从发展条件和资源禀赋来看，广阔的内需市场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提供的巨大回旋余地，以及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经济新动能加速培育提供的转型升级能力，使得经济韧性不断增强。

王永贵指出，要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贸易链和投资链的不稳定。为此，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需要继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稳住外贸和外资两个基本盘；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继续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持续关注小微企业生存状况。

王永贵表示，要加快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疫情期间，原来的“面对面”和“手牵手”，很快被“云操作”“屏对屏”“线连线”所取代，因此，在精准识别并快速补齐中国经济发展短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加快促进中国经济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积极推动中国企业的数字化经营水平，并在税收优惠政策设计等方面给予激励和引导，依然是我国不断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重要任务。

 

柳学信：完善社区应急管理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

近日，在学习强国上发表的文章《同心抗疫 履职尽责——北京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同心抗疫记》中刊载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柳学信教授的部分观点。

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柳学信积极建言献策，他建议，应完善社区应急管理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要理顺政府和社区职能定位，形成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综合社区应急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居民、居委会、社会中介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力量，向社区公众提供及时有效的应急服务。社区应急管理中，政府的作用应定位于政策制定、规范统一、支持指导、资金提供、服务监督、评价考核。

 

陈立平：应该及时出台保障便利店营业、提供租金补贴等政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立平教授近期接受了人民网的采访，并在文《专家：重视便利店优势减少人员聚集风险 助力疫情防控》中指出，在当前应对疫情和日后恢复期间，品牌连锁便利店更是不可或缺，对于保障基本生活、稳定民心、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都很重要，应该为便利店企业做好门店疫情防控提供支持，支持便利店在应急保障中发挥更多作用。

目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作为疫情影响较大的零售业，也在全力坚持营业、保障民生。陈立平认为，便利店与超市都属于生活保障类的零售业态，但在疫情期间，便利店实际上更有优势。因为便利店是典型的少人化零售业态，店员少，消费者买完就走，消费行为非常分散。特别是这两年一些便利店通过技术手段提供的无接触服务，消费者全程可以自助消费，减少人员聚集的风险。

便利店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基础产业。在疫情的冲击下，居民身边的便利店等社区商业将会保持平稳的发展，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力量，应该及时出台保障便利店营业、为便利店提供租金补贴等有针对性的政策。

 

叶堂林：应适当限制超大城市人口继续较大规模的集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教授近期接受了《中国城市报》采访，并在《从“积极推动”到“督促”意味着什么》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观点。

4月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下称《重点任务》)，共提出28条，其中重点强调了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在叶堂林看来，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是促进中小城市发展的重要举措。如果中小城市能实现更好的发展，这对促进我国整体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发展能级的提升，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叶堂林表示，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具有三方面优势：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好、生态环境状况相对优良，因此人口集聚能力较强。但由于受城市自身综合承载力的限制，如生态环境承载力和水资源承载力的相对不足，应适当限制超大城市人口继续较大规模的集聚。他认为，打破户籍限制，只是释放中小城市活力的第一步，而真正要让中小城市更有吸引力、让更多人愿意留下来，还需要从产业、公共服务、城市规划等方面加大完善力度。应适度集中生产空间、优化生活空间、扩大生态空间。宜居宜业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重要原因，以不可贸易品为代表的城市品质提升是关键，因此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还需要积极出台相应的产业鼓励政策；同时公共服务要先行，让中小城市聚集更多的优质医疗机构、更好的教育资源等。

 

赵秀池：提高市场租房补贴标准意义重大

近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秀池接受《新京报》采访，并在《最高3500元 北京拟提高市场租房补贴标准》和《多地推房地产新政支持复工，为何这五城政策现“一日游”》两篇文章中发表观点。

针对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调整本市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及补贴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放宽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提高补贴标准等内容。赵秀池表示，北京此次针对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及补贴标准的政策调整意义重大。

赵秀池认为，北京拟提高房租补贴标准，能够使更多的应保家庭租到自己满意的住房。对于重度残疾人员和患重大疾病人员及60周岁以上无子女老人，给予了特殊照顾，更能体现住房保障制度的初衷；对于东城区和西城区家庭租赁城六区以外的房源，加大房租补贴力度，有利于降低核心区人口密度，减少核心区交通拥堵，促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另外，新规还拓宽了公租房的覆盖面，使更多的人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她表示，住房保障制度的目的是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而每个家庭的收入又是不同的，要保证住房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就要根据不同家庭的收入水平给予不同的补贴。收入越少的家庭，得到的补贴应该越多。不同区的财政承受能力、市场租金水平不一，每个家庭人口结构、收入水平不同，分六档实施房租补贴的制度安排，就是通过细化收入水平实现精准扶贫，使住房保障制度更加公平。此外，为了防范骗租骗补行为，要加大监管力度，对保障对象准入和退出实施动态管理，要每年对收入、资产、住房情况进行审核并公示。同时，可以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对于骗租骗补行为纳入信用体系进行管理。

 

尹少成：战“疫”十大思考：在疫情防控中坚持法治底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尹少成副教授在中国小康网发表文章《战“疫”十大思考：在疫情防控中坚持法治底线》中指出，只有坚持法治底线，才能构建一支军纪严明的战斗队伍，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取得疫情防控战的最后胜利。

尹少成认为，一是要明确疫情防控中各级政府的权力边界。在制定各项政策文件和实施各类管理措施时坚持法治底线，这是疫情防控是否能够坚持法治底线的基础保障。二是要规范疫情防控中各类执法主体的行为。无论采取何种疫情防控措施，都必须合法有据、合理适当，避免出现简单粗暴、矫枉过正、用力过猛的行为。疫情防控措施必须合法有据。疫情防控措施必须合理、适当。要严格和规范疫情防控相关执法行为。三是要深刻认识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首先，信息公开是疫情防控的基础。政府需要根据准确的疫情信息进行科学决策，公众也需要根据公开的疫情信息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信息公开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信息公开是打击谣言的最佳武器。较之事后对造谣者进行惩处，事先的信息公开可以更好地打击谣言，从而为疫情防控营造一个更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最后，信息公开是树立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方式。

四是要严肃问责疫情防控中的不依法行政行为。面对汹涌的疫情，我们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肃问责疫情防控中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首先，依法及时处理疫情防控中干扰全国防疫大局的行为。其次，严肃处理疫情防控中的乱作为行为。最后，严肃处理疫情防控中的不作为行为。

 

王晖：推动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王晖副教授近日在宣讲家网上发表《推动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文章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京津冀文化产业合作的对策建议。

王晖指出，首先要加快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合作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高层次协调机构，负责合作实施过程中重大事宜的决策和协调，如制定京津冀传媒产业发展规划、遴选跨地区大型传媒产业合作项目、制定区域传媒技术创新政策等，协调解决京津冀传媒产业合作中的重大问题等。制定管理部门衔接制度，联合进行传媒产业的需求调研，编制传媒产业合作领域指南，共同研究制订传媒产业合作项目、资源共享、合作资金等管理办法等。建立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就合作中的重大问题、政策、项目进行协商。京津冀三省市政府牵头，以论坛和峰会等形式为载体建立跨行政区的传媒产业合作协调机制。设立合作发展专项基金。设立地区结构基金和京津冀传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向地区各省市进行项目贷款，优先考虑能传承和发扬燕赵文化传统的项目，促进文化、技术、市场要素的合理分布。

其次要注重创新发展模式。一是发展方式创新，向高端化、高新化、高质化的增长方式转变。在发展方式上以“低碳”和“生态绿色环保为主”，重构产业发展模式。二是发展格局创新，鼓励与国际前沿趋势对接，与产业升级转型对接，与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等新科技和新载体对接，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主体、资源整合、国际接轨”的发展格局，成为科技领先的新兴文化产业策源地。三是营销模式创新，构建“文化+创意+高科技+商业策划”的新型模式，走出独特的“特色发展之路”。四是政策体制创新，政策构建与体制机制创新、金融创新对接，在政策落地、增强行业监管、加大风险控制、突破发展瓶颈等方面进一步体现创新。

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可为京津冀其他领域的协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撑，三地应根据各自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地进行统一规划、一体推进，引导各地根据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脱贫攻坚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形成文化产业优势互补、相互协调、联动发展的格局。

此外，王晖还在《中国经营报》的文章《文旅业备战“翻身仗”：线上旅游成热点》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