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14、15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办，这是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的重要会议。“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是我国政府在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上的积极探索。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坚持立足北京、服务社会，在服务国家和首都发展的进程中，首经贸发挥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学科优势以及首都区位优势，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言献策。 

为进一步总结宣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服务国家和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突出成绩和亮点工作，党委宣传部推出“首经贸专家畅谈‘一带一路’”专题，邀请学校经济、管理、金融、财税、外语等方面的专家畅谈“一带一路”，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中国的流通企业要在该区域拓展布局，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国流通企业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流通企业的比较优势。首先是政治优势，中国的“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对外投资和经贸合作都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不带有任何政治诉求，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其次是投资主体优势，中国流通企业的优势在于大中小并存，既有具备与欧美企业竞争实力的大型商业集团，也有能在欠发达地区找准位置的中小百货商超，具有环境适应性强，经营灵活的特点。再次是出口结构的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生活用品都依赖进口。发达国家以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中国制造以劳动密集型见长，流通业的主要经营领域是生活消费品。最后是价格优势，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产品仍将在全世界保持价格优势。

二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流通企业的比较优势。在经济资金优势方面，雄厚的国家外储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充足的外汇，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完善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在技术优势方面，中国流通企业在批发、零售、仓储、物流等方面的技术均有显著提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人力资源优势方面，在华外资流通企业通过对雇员培训，提高了员工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再通过人员流动将知识传递到本土企业中。在商品优势方面，中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商品品种丰富，能满足不同国家、不同收入人群的需要。在经验优势方面，中国的流通企业对外投资有较丰富的经验，早期以批发市场、小超市以及遍及世界的中国城为主要形式，后来国美等很多大型流通企业进行了海外投资的尝试。

三是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比较优势。一是投资少、周期短。第二产业的对外投资耗资巨大。流通企业具有投资小、沉没成本低，循环周期短的特点。二是流通企业投资阻力小。流通企业不触及敏感技术，不产生污染。流通企业民营企业成分多，在对外投资时受阻也小。三是流通企业更受东道国欢迎。流通业对外投资时只需派驻少数管理人员即可，为当地创造就业，对东道国的制造、仓储、运输等行业起到较强的带动作用。四是经营风险小。由于投资少，面对危机能更迅速更灵活处理。

四是流通企业“走出去”选择“一带一路”区域的比较优势。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着悠久的贸易史。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多国与我国边疆毗邻。我国新疆、云南、蒙古等省份的多个民族与周边国家民族成分相同。东南亚还居住着众多华侨。由于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差异，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强。同时这些国家蕴含丰富的恰恰是我国稀缺的­矿产和油气资源。东南亚、南亚、中亚，尤其是俄罗斯、印度被认为是世界上仅存的有待开发的大市场。中国流通企业如能率先进入这一地区，必将抢占先机，取得有利的商业资源，获得国际化经营的地理和心理的先行优势。

（祝合良，科研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最初在2009年开始实施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旨在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具体目标是，在宏观上，减少外汇储备流量，在微观上，减少企业的汇率风险。因此，这一措施并不涉及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和投资关系的调整。而“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则不同，它涉及多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甚至政治关系，要达到多元的目标。中国角色不仅是一个参与者、设计者，更是重要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一。人民币需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中行使货币的基本职能，服务于实体经济交易，有助于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发挥作用，在建设的最初阶段， 主要是人民币能够服务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

在国际贸易方面，“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巨大，且呈现不断加速的态势。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能源、矿产、金属和粮食等多种大宗商品，沿线各国主要从中国进口机械、交通运输工具等大型制造业产品。当前国际经济交易中， 这些产品基本是用美元和欧元计价的，在使用上有一定的“惯性”。但是“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沿线各国与中国经济的交往更加密切， 人民币可能有更多的使用机会，其可使用范围也会扩大。对企业来讲，人民币计价功能和结算功能的提供会给交易中的企业双方提供第二选择机会。

在国际投资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有强烈需求。人民币可以发挥投资中的计价和结算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5年，仅区域基础设施一项的投资缺口就高达8000亿美元，不包括与之配套的工业园区建设、产能建设及仓储、物流、住宅、医疗等生产和生活设置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是一个集体，每一个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人民币的认知是不同的，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是不同的。因此，在整个建设的筹划中，要对不同的国家进行专门的研究、设计专门的规划，签订双边协议。在具体建设中，人民币的使用必须要符合企业需求，要去政治化，宏观经济政策要顺势而为。“一个市场，一种货币”，人民币在沿线国家被接受程度的扩大，由交换媒介、计价货币到储备货币的升级需要“一带一路”市场建设水平的提高和其规模的扩大。 

为了使人民币国际化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建设需要，中国和沿线国家需要顺应市场需求，巩固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果，落实相关的合作协议。在经济合理化原则下，鼓励企业和银行参与跨境人民币业务，为拓展人民币服务空间提供宏观保障和技术支持。

（李婧，经济学院教授）

我国要抓住战略机遇，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旧边缘”转变为“新前沿”，提升沿海开放水平，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东部地区要构建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需要若干沿路港口经济区作为支撑，东部地区推动沿线地区发展港口经济和自由贸易园（港）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着力消除现有开放领域当中体制机制障碍和壁垒，扩大市场准入，推动重点领域对外开放。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使京津冀和珠三角湾区协同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

中部地区要致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战略枢纽。要想真正发挥中部地区的国家战略支点作用，提升其交通和物流枢纽的战略地位，建成内陆开放的国家战略枢纽，需要在长江经济带这一国家战略轴线的基础上，适时建设陆桥经济带。通过建设“陆桥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条战略轴线，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连接起来，加强合作，在向东开放上注重质量的提升、向西开放上实现全面开展，从而支撑国家全方位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从战略上规划和建设一套体系化的对外开放政策平台，在现有的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金融集聚区等对外开放平台基础上，通过设立城市新区，进一步打造自由贸易区、中外合作开发园区，加大陆地和航空口岸规模，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西部地区要成为沿边开放新高地。首先要打造若干城市群作为向西开放和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载体，使这些城市群成为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目前，关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兰白西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以及环北部湾城市群等已经初具规模，这些城市群处在“一带一路”沿线，受到利好政策的推动，未来这些城市群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产业、人口，增加西部地区对人力资本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南亚大通道和西藏边境口岸建设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一环，是西南地区深入开放的依托带及边陲稳定与发展的联动区，未来应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 

东北地区要建成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心。东北地区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开发力度，积极推进“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实现东北的再崛起。依托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吉林经济开发区，充分发挥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在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纽带作用，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建设更加开放的跨境经济合作区，提高边境地区的开放合作水平，大力推进东北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深化已有的次区域合作，将现有次区域合作地带的物流、商贸连接起来，推动各种层次的项目合作。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限制，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地区性合作的开展。

（安树伟，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联系必然会更加紧密，表现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量增加。与沿线国家的资金往来密切，会有更多的企业赴海外进行投资或承包工程，也会有更多的企业“走进来”。

目前国家结合“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积极出台包括财税支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投资贸易合作支持政策、海关支持政策、交通运输支持政策在内的各项基本支持政策，为“一带一路”倡议保驾护航。各项支持政策中，税收政策在促进“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包括：构建有竞争力的国内税制；完善有利于遵从的征管和服务体系；加强有利于要素流动的国际税制协调。

首先，构建有竞争力的国内税制。其一，对于“走出去”的企业，无论是境外直接投资还是承包工程，对企业境外投资所得给予免税或税收抵免待遇，可以全部或部分解决因税收管辖权不同造成的重复征税问题，很显然，免税更有利于企业“走出去”。其二，很多国家通过给予跨国公司总部的高管、国外高级技术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以吸引其来本国境内工作。其三，一国可以通过关税税率的设计来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影响外贸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外，合理的增值税和出口退税，也将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其次，完善有利于遵从的征管和服务体系。税收管理与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要求税务机关找到税收服务与执法间的合理平衡点，提高纳税人的遵从程度。中国在税收管理中应加强税务机关、纳税人以及其税务中介之间的联系，使征纳双方之间由缺乏信任的关系转变为开放的、能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关系，提升企业对税法的遵从程度。另外，中国要与沿线国家税务机关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为中国和沿线国家企业的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创造良好税收环境。

再次，加强有利于要素流动的国际税制协调。中国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税制协调。税制协调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经济成果（货物和劳务）和生产要素（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的跨境流动，因此税制协调主要侧重于与货物和劳务有关的关税和增值税，与生产要素流动有关的所得税（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另外，我国还要根据与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发展情况，谈签新的税收协定、或修订已经签订的税收协定，促进国家间经贸关系的发展。

（赵书博，财税学院教授）

祁敬宇：“一带一路”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目前国内金融业在市场开放程度、国际核心竞争力、金融监管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推进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为国内金融业走向世界、创新发展提供了更为宽阔的道路。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中大量的投资需求将带来多元化融资渠道创新，促使互联网金融融资渠道创新发展，建立金融新格局，使国内金融业整体得以快速发展。

其一，有助于推进国内金融机构创新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企业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交流日益增多，将带动相关贸易规模扩大，进一步增加对外投资，大大推动贸易金融的发展，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寻找新的海外投资项目，为投资合作项目带来新的活力。银行通过离岸银行业务开展国内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不少银行先后谋求海外投资项目，积极拓展海外客户资源，这有利于银行打造大品牌，走向海外主流市场，形成国内外业务互补的局面。

其二，有助于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程加快，在跨境贸易结算中，人民币的地位会不断升高，甚至人民币将会成为更多国家的本国储备货币。“一带一路”建设将继续扩大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规模和范围。我国金融机构要健全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机构，为有需要的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行。并积极鼓励境内外机构和个人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直接投融资，引导更多的沿线国家政府和相关机构在香港等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特别是优先准许重点拓展的沿线国家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其三，有助于为金融创新提供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将为金融创新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助于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布局的形成，提升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金融业紧跟客户的步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加快与全球接轨，获得更多的海外客户和更宽阔的海外市场，重新布局价值链。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的金融业提高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还将通过全球业务布局，分散来自不同市场的风险。特别是有助于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有利于有效连接政府与市场两种机制、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大多数“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带有公共产品属性，虽然社会效用高，但投资周期长、经济收益较低。一方面，要加大开发性金融机构资本金的补充力度，进一步完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补充机制，逐步利用外汇储备充实资本金。另一方面，要引导商业银行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展合作。通过定向宽松、税收优惠等手段，加强商业银行与国内、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合作。

（祁敬宇，金融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建设迄今三年多时间里，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其中仅沿线的国家就有65个，拥有45亿人口，占全球63%，经济总量22万亿美元占全球29%，涉及亚欧非。截止目前，我国与俄罗斯、蒙古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下，加紧密切合作。与哈萨克斯坦共建了霍尔果斯跨境合作区，与欧盟就“一带一路”与欧洲投资计划对接达成重要共识，与巴基斯坦合作成功地建立起中巴经济走廊，与“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对接 ，与东盟和非洲许多国家展开深入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落实和逐步推进，我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有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企业对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148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新签署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926亿美元，同比增长7.4%。2016年前8个月我国又对沿线各国投资近100亿美元。不仅如此，“一带一路”还带动了我国金融、文化、安全体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2016年10月1日，我国开始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正如中银国际研究会董事长曹运征先生说：“‘一带一路’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地区。” 

“一带一路”秉承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宗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方针，并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因而必然会受到参与国或受援国人民的热忱欢迎。

（徐则荣，经济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化解我国过剩产能，促进互惠互利的资源配置，但也极有可能成为再一次的全球污染大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做好环境保护规划，实施中做好落实环境保护措施，是决定“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也是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题中之义。

首先，“一带一路”环境管理必须搞。“一带一路”有助于扩大外需，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的窘境。然而，在不改变现有生产工艺的前提下，如果为了利用扩大外需和内需的途径将过剩产能彻底化解，势必排放更多的污染，对“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省市与65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和群众健康造成极大危害，这样的“一带一路”不是绿色可持续的，是对粗放式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简单复制。

其次，“一带一路”环境管理不好搞。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诉求不同，这些国家难以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方面达成共识。另外，“一带一路”环境管理不仅面临国际协调难的问题，还要防范国内各省的污染升级。目前，国家公布的“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市中，大部分省市已经为“一带一路”竞相规划、争取政策，生怕搭不上“一带一路”的头班车。然而，正如中国前几轮产能过剩一样，这样的争政策、抢项目，极有可能酿成新一轮重复建设和污染升级。如何实现全国“一盘棋”，协调“一带一路”沿线各省市的利益关系，避免重蹈钢铁行业、水泥行业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的覆辙，拒绝以往牺牲环境换取政绩的增长模式，这些问题都对“一带一路”环境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

最后，“一带一路”环境管理怎么搞。要想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各省市的历史环境问题，规避未来环境风险，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应加强环保科普教育，争取达成环保共识，消除“一带一路”的环保顾虑。第二，需建立“丝路环保基金”，核算各国排污贡献，按比例缴纳环保公积金。第三，要开展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实施差异化、精细化、动态化、空间化的环境管理。 

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以极大的毅力和勇气共同走出来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责任、有能力、也有信心，以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共同建设绿色、和谐、繁荣的“一带一路”生态家园。

（杜雯翠，经济学院副教授）

“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保险业与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资金融通功能。保险业的基本功能就是风险管理。一方面，保险机构能够提供各种保险产品，为“一带一路”相关方提供风险保障；另一方面，保险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防灾防损的需要，积累了大量风险管理经验，可以为参与“一带一路”的单位和个人提供风险管理咨询服务，提供一揽子风险管理方案。

与设施联通的投资、贸易、运输和建设等诸多环节都需要保险业为其提供保障和风险管理建议。贸易畅通领域，主要是指为跨境贸易流通提供风险保障和风险管理建议。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一方面，保险业能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提供资金支持，特别是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保险业还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融通过程提供风险保障和风险管理建议。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加强社会文化交流，旅游保险和文化产业保险大有可为。

为了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倡议保驾护航，我国保险业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是完善制度安排，为相关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依据和保障。我国政府应当将保险业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顶层设计。我国政府需要加快同沿线国家的双边或多边谈判，签（修）订相关双边或者多边协定，一方面为推动我国同沿线国家保险业交流、合作和相互设置分支机构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为我国保险机构开展相关涉外保险业务在境外开展业务、承保、理赔和追偿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其次，要加快相关国内法的制定和完善工作，为国内保险机构经办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保险业务提供法律依据，为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合法利益提供法律武器，为加强保险监管提供科学的规范与标准。

二是推动改革创新，释放相关保险产品的需求与供给。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外贸、外事部门和建设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从事跨境贸易、海外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的单位和个人加强风险提示和风险教育。另一方面,通过保费减免、补贴等多种政策手段引导相关企业和个人购买保险。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和保险业务经办机构应当调整对合格投保主体的要求。经营相关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当紧跟形势，通过产品创新来增加有效供给，满足他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 

三是逐步推进、提高保险资金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重。具体而言，前期利用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那些抗风险能力强和投资管理能力强的大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认真甄别，选择成功率较高的创新型项目进行投资。同时，需要充分利用保险手段来分散和转移风险。随着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带动投资环境的改善，再引导其他中小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其中。

（李文中，金融学院副教授）

方俊青：“一带一路”倡议下关于我校大学英语教学的思考

“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语言通”是实现“五通”不可或缺的技能。“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同时也为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机遇。战略的实施需要既精于专业又能熟练掌握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具体到语言学习层面说，即要求高校应均衡提高学生二语习得中语言输出与语言输入的能力。

事实上，英语作为世界最重要的通用语言之一，其在商贸交流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沟通、贸易畅通”，不仅要求书面用语的严谨和专业，更要求重视在会议交流、日常交际等双边或多边沟通过程中的听说能力。不难发现，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以来，“听力理解”部分占比从20%上升到现在的35%、口语考试的报名分数线也从四级550分、六级520分降至2016年的四级425分、六级425分。由此可见，教育部对于听说能力的重视逐年升级，不仅局限于语言专业的学生，更需要其他专业的学生重视掌握这一能力。

首经贸作为财经类大学，在面向全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地补充一些对各个国家文化的介绍和解读，并鼓励学生在课下进行相关背景资料的拓展和补充，使学生们能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深刻地了解英语母语国家的文化背景，进而了解其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宗教习惯等，并做到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包容、求同存异。 

“一带一路”倡议既要求“请进来”，也要求“走出去”。在放眼世界、虚心吸收其他文化精华的同时，我们的学生还应不忘本源，以英语为媒介，推广、发扬我国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粹，最终实现“民心相通”。

（方俊青，外国语学院讲师）

 

5月14、15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办,这是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的重要会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坚持立足北京、服务社会,在服务国家和首都发展的进程中,应发挥学校凭借在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学科优势以及首都区位优势,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言献策。

“一带一路”倡议为首经贸发展带来机遇，一方面是由于首经贸的“骆驼”精神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

2006年5月18日,首经贸确定了新的校标。新校标以名闻中外的丝绸之路中的骆驼为主创意,结合长城、笔架和表示第一的手式等元素组合而成。首经贸人就像在沙漠上行走的骆驼,勤勤恳恳,背负着各自岗位的职责,坚忍地前行。“坚忍”的个性让首经贸人得以应付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更为重要地是,“坚忍”的个性可以让首经贸人像海绵一样去包容整个世界。因此首经贸人不会像骏马那样激昂地嘶鸣,也不会像耕牛那样地自怜叹息。首经贸人身上透出地是一种坚韧、一种无畏、一种踏实、一种气概。首经贸人身上没有恐惧、没有厌倦、更没有躁动和回头。他们只是稳健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走向希望。不管外部环境有多么地艰苦,不管跋涉的路途有多么地遥远,不管身上的背负多么的沉重,首经贸人都会像骆驼一样默默地用雄壮的四肢支撑起所有的压力,毅然向前。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也为首经贸注入了新动力。“一带一路”始于贸易,拓展于文化。“一带一路”不仅是商旅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共生之路。首经贸应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实现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财经大学打下坚实的基础。首经贸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促进与沿线国家间广泛开展文化、留学生、访问学者的交流，共办文化年、艺术节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路特色的世界精品教育产品,加强民间组织交流沟通,使“一带一路”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培育情感共同体。

（赵涛，经济学院副教授） 

---

策划：新闻中心

编辑：张佳宁、杨俊

封面：付轶明、杨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