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23日，由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香港经济导报社联合主办的第七届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中国经济转型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与会专家集中讨论了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及主要原因，提出了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及未来经济转型面临的核心任务。

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办，到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七届，在经济学界有比较高的影响力。

来自国内外重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主要嘉宾有世界银行经济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女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顾问、美国国会议员科技技术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经济发展组顾问刘本傑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教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林兆木研究员，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许宪春副局长，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李建伟、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龚刚教授，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政府顾问李文溥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蔡志洲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赖德胜教授、沈越教授，商务部流通产业发展司副司长吴国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张晓晶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鹏飞研究员，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陈乐一教授。

专家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达成共识，认为经济开始减速，经济回升基础或趋势不够稳固。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转变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经济走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另外，中国经济已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转变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增长阶段转换期”。其次，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力度有限，政府吸取了2008年宽松政策的教训，政策放松更加谨慎。再次，领导班子“换届效应”不明显。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政策形成与决策正处在酝酿过程中。最后，市场波动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中“刹车容易、启动难”。在此阶段，国家应通过努力，进入“适度回升”态势。中国面临艰巨的调整任务，需要搞活微观经济，同时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结构改革，改变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净出口高度依赖，扩大消费，扩大有助于提高消费能力的投资，为此要重点进行医疗、教育、住房制度的改革，同时短期内要适度放松宏观经济政策。

具体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即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增长方式。目前中国微观基础薄弱，需要通过制度变革创造转型的微观基础，即通过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转变政府的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调整总需求结构。从总需求角度，内需将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动力，也是中国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重要途径。在总需求结构中，以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扩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提升消费需求的必由之路，而收入增长是支撑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由“投资大国”、“制造大国”以及“高储蓄大国”向 “消费大国”的转变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一边际推动力。当前国内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制度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二是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比重不仅比较低，而且占比在逐年下降。导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居民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状态，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在再分配中也没有得到纠正。分配制度的改革受制于发展模式的转换，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反映总体利益结构。过去的分配体制决定报酬机制和结构矛盾不断叠加，最终导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在企业和政府的挤压下受到抑制。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利益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

专家建议以政府的自我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关键，四个突破口分别是重新定位政府功能，不能就改革谈改革，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消除政策性扭曲，使劳动和资金等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力量在市场上得到真实体现，并最终在工资和利率等价格信号中得到真实显露;加大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拉动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加大反垄断的力度，特别是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放松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限制和行业准入限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为了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改变失衡的收入结构，中国可以进行一些政策尝试，比如，适度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把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方式，减税或转移支付转移给城乡居民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居民，不仅可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且还可缩小居民部门内部不同收入组别间的收入差距。这样的政策举措可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提高居民消费占比，降低投资比重，并缩小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提高供给水平。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最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创新。创新的源泉来源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制度改进、制度、文化和市场。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和质量的提高为产业结构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奠定了基础。未来中国需要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和政府放松对人力资本生产和配置的过度干预，使市场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有利于优化人力资本配置和激发人力资本潜能，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把最优秀的人才配置到生产性领域，同时，中国还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法律上保护和激励创新。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来自世行的经济学家提出，中国城市化必须要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目标：第一，城镇化应该提升经济的效率或者质量；第二城市化要考虑到包容性，缩小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第三，城市化要注重环境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需要重新调整政策的组合，一方面是市场，一方面是行政。中国需要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的财权和责任。中国需要建立劳动力市场，通过户籍制度改变提升劳动力流动性，建立以规模经济和创新推动的城市化而非土地密集型的城镇化。有学者还提出了通过具体的路径实现新型城市化的具体目标。

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存在很多可供挖掘的潜力。但要释放这些潜力就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通过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增强内需潜力。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加创新活力；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是为了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新回到“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的机制上来，消除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为此，政府必须转型，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为市场竞争扫清障碍，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将政府职能转变到关注民生上来。

此次峰会上，首都经贸大学中国实验经济研究院发布了2013年35个城市的生活质量指数。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生活质量主观指数已经进入满意区间，态势平稳，地区分布上，东部地区满意度比较高。客观指数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居前，天津靠后一些，城市生活客观总指数居后的是重庆、西宁、南宁、郑州、海口等。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客观的经济生活质量状况，总的来说，东部地区占优，而中西部地区的客观生活质量偏低一些。通过调查分析结果得到的总体判断是：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已经连续两年运行在满意度期间，尽管满意度程度非常低，但是运行态势平稳；生活成本、房价预期、食品安全、空气质量及社会治安状况构成人们幸福生活的严峻挑战。进一步可以看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质量没有能够同步上升，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高，甚至不满意，这种巨大的反差说明我们经济发展方式一定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尝试告诉我们，凡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通常是制度和体制造成的，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

此次峰会还组织了中青年论坛，与会的中青年代表就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宏观政策、世界城市与城市化进行了深入和充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