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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经贸记忆】师恩

时间:2015-11-05 来源:校报作者:文魁编辑:冯缘

2015228日下午,春节刚过,师母打来电话,杨时旺老师走了。

虽然年前在病榻前,已昏迷多日的杨老师睁开眼看了我和同门高闻一眼时,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但听到老师过世的消息,还是无比悲痛、思绪万千。老师那最后一眼,成为我记忆中永远定格的画面。因痛风发作难以行走,不能去给老师送行,遗憾之中,只能写下此文,作为学生深深的怀念。

老师,是我心中最神圣、最敬畏,同时又是最亲切的称谓。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一生遇到过许多许多老师,我的成长离不开每一位老师的呵护。老师的关爱,始终是我成长的动力。众多老师中,杨时旺老师是带我时间最长、要求最严、影响最深、付出心血最大的老师。杨老师给我的关爱,既有引领、指导,也有批评、告诫,更有扶助和鞭策,情真意切、师恩难忘!

老师教我读书

我上大学前,市面上的书很少,我几乎是见书就买。杨老师发现后,告诫我读书不能兴趣过于广泛,要形成自己探索的领域。我才意识到,虽说开卷有益,但读书不能没有选择。在杨老师的引领下,我系统读了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杨老师的导读,既有写作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又有框架结构、难点释义,帮我们把握原著的“脉络图”;同时,从杨老师那里,我学会了如何把握读书要领,如何把一部厚厚的巨著“读薄”了。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杨老师带着我们对 《陈云文选》《孙冶方文集》 等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通读、精读,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学会了如何做文摘、记笔记、写心得。讨论是读书不可缺少的环节,杨老师主持的一次次热烈讨论、激烈争辩的场面历历在目。

老师带我教书

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杨老师手把手地带我熟悉教书的各个环节。虽然上学时已经系统听过课,杨老师还是让我一节不落地随他听课。课后,深入班级解惑答疑,当好助教。一次,杨老师叫我拟一份考题,当我拿出我拟的试卷时,不想杨老师也拿出他已经拟好的。一比较,他指出试卷考核知识点的分布和难易程度的把握,以及改进之处,令我十分感动。杨老师带着教研室全体老师听我演练,帮我记录和分析课堂时间的把控和板书的布局;当真的要站上讲台,是先讲好一章,再增加一章,逐步扩展到一门课,在这个过程中,杨老师帮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讲稿。第一次走上讲台试讲,我请杨老师坐在讲台旁边,杨老师欣然答应。我觉得杨老师是我的后盾而不是考官,心中非常踏实,也增强了自信。

老师领我做学问

非常幸运,我本科的学士论文,由杨老师指导。当时,消费问题还没有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我充满了好奇,也有不少自己的见解。杨老师在鼓励我独立探索的同时,也提醒我研究问题要聚焦,特别是对自己得意的观点,也要舍得割爱。至今清晰地记得,杨老师以一名罪犯的小偷行为做比喻,嘱咐我写文章要分清主次、抓住要害、突出关键、明确重点,把握好材料的取舍。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最后论文的选题定为 《家务劳动社会化初探》,尝试着“小题大做”,探索消费经济的规律。

本科一毕业,杨老师就把我的这篇论文推荐到北京大学的 《经济科学》 公开发表,使我得到了做学问的真经,树立了科研的信心。

老师推我进入学界

留校任教后,杨老师对我的学术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中断十年又失而复得,我对学术研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杨老师一方面告诫我做学问要“厚积薄发”,鼓励我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一方面又积极把我推向学界,推荐我参加了当时洪银兴、魏杰领衔的编书组,撰写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中青本);后又接替杨老师参加了 《政治经济学》(北方本)的编写。杨老师在出任系主任后,又连续带我拜见了人大、北大、北师大等经济学界的学术泰斗,使我能直接聆听这些学术大家的教诲;杨老师还带我加入北京经济学总会、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使我尽快进入学术前沿。我永远感激杨老师的“伯乐”精神,推动我在学术上的不断成长。

老师引我服务社会

社会科学必须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是杨老师留给我永不褪色的信条。在经济学的教学中,社会实践始终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为了深刻理解教科书的原理,杨老师总是不辞劳苦地带我们深入社会生活和改革开放的一线;记得为完成国家社科的重点课题,杨老师多次带我们前往湖北沙市、辽宁大连等地,深入基层、深入实践,取得第一手资料;杨老师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总是积极调研、上交提案,我也就常常代表杨老师接待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听取答复;杨老师作为市委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经常参与市里制定决策的研讨,我也就跟随步入这支队伍,关注着北京的发展;杨老师还带领我们参与国家工资改革、住房改革的研究,教我们如何运用经济学知识服务社会。

老师留我效忠母校

杨老师对我的精心栽培和他对学校的热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学社会实践时,由于和市委研究室的合作,他们想留我在机关工作,研究室的领导李鸿滨对我说,去了你们学校两次都未能找到你的档案。后来才知道,是杨老师扣下了我的档案。从那儿以后,杨老师就不断向我灌输当教师的价值。有一段时间,学校对理论经济学是否发展不明确,我有了调走的想法,杨老师亲自帮我联系到北大从教,但后来学校明确要发展理论经济学,杨老师又一如既往地坚持让我效忠母校,甚至对我要读博的愿望产生误解,以为我还是想调离。杨老师对学校的热爱感动了我,在杨老师的感召下,我一直在母校努力工作至今。

杨时旺教授是那个时代为师的楷模,我师从杨老师,常感严格要求的“重锤”压力,但也体悟出杨老师对“响鼓”的期冀,收益无穷。在杨老师悉心的呵护下,我从一名大学生、研究生,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我深深地懂得,杨老师的心愿是让我专心治学,做一名学者。这是老一代学者把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有价值的价值取向。杨老师指导我树立起来的价值观,始终在坚守,不敢偏离本分。离职和退休之后,才真正理解和感悟到老师的良苦用心。我今后会把更多的心思用在治学上,以告慰杨老师在天之灵。

杨老师对我悉心培养的故事还有很多,只能择其二、三事表示我的追思和悼念,老师一路走好。

杨时旺 知名教授,192510月出生,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92年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在中央和地方杂志、报纸上发表60篇论文,并出版专著。

他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创造性的观点,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我国经济界的好评。1993年主编的 《工资理论与工资改革》 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

主要著作:《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1956年人大学报第100期发表摘要),《中国石油工业史》 旧中国石油工业一章石油部内部发行,1960年;《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世界经济》 1979年),《社会主义经济中应该有竞争吗》(北大 《经济科学》 1980年),《振兴经济要依靠科技》(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83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经济与管理研究》 1984年),《论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人大 《教学与研究》 1985年),《中国现阶段个体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1986年),《社会主义工资理论与实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关于深化工资改革的基本思路》(《管理世界》 1992年),《搞好大中型企业的基本思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工资理论与工资改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原载校报第485期,作者文魁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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